日前，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顾问卡米拉·凯文迪什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新冠疫情导致超大城市吸引力下降。新冠疫情对一个重要的现代化趋势——超大城市——带来了深刻挑战，由于人口高度密集，大城市中心成为新的疫情爆发地。根据国际研究机构统计，纽约的新冠死亡病例约占全美死亡病例人数的23%，伦敦占英国病例死亡人数的23%，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占32%。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把传染病的发生和人口规模、人口密度联系在一起没有科学依据，但是中国有将近3亿的流动人口，在其所居住和就业的城市没有办法享受公共服务，产生了中国非常普遍的家庭分离状况，于是产生了春运巨大人流增强了疫情的传播。如果外来人口可以在就业地定居，并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春运人流就可以大幅度地下降。 

　　陆铭认为，城市本身的发展趋势是中心城市会大型化，但城市化过程中需要不断补短板，在中国至少一线城市和一些准一线的城市要跟周边连线发展成都市圈。他说：“今天在中心城市周围的地方，基础设施完全没有形成都市圈的概念，尤其是轨道交通，教育、医疗卫生更不要说了，现在大量中心城市还限制外来人口的孩子上学。”所以，如果大城市补短板的话，会更加有利于城市的扩张和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 

　　摩根士丹利此前发布的蓝皮书报告《中国城市化2.0:超级都市圈》中具体研究了下一阶段的中国城市化新方向，以及对经济和行业的推动作用。重点一是从过去的城镇化转变为城市群、都市圈；二是依靠智慧城市的建设，解决大城市病。这两条支柱一个是靠改革，一个是辅以新基建。 

　　大摩预计如果这两点落实到位，中国的城市化率有望从当前的60%上升到2030的75%左右。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带动作用,培育产业、增加就业。对此，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今后五到十年，中国最大的结构性潜能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 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风口”。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分析称，我国的城市化率60%，按户籍人口计算还不到50%。城市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文明程度提升的重要标志。我国城市化还有不小空间，经济发展的空间形态优化升级，离不开新老基建。传统的基建模式已经不适用新形势、新阶段和数字化变革的新要求，亟需打造新的投融资建设模式，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有效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通过调研刘尚希发现，近年来河北固安、浙江嘉善、河南武陟等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简称“政社合作”）深度合作，探索将国外PPP与我国制度背景与治理体系相结合，产生了“国际PPP模式+中国创新=开发性政社合作”的创新实践，形成以提升区域价值的空间开发新业态，我们称之为“开发性政社合作模式”。 

　　“这一模式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政府和社会资本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实现激励相容，社会资本方承担开发性风险和主要运营管理责任，有很强的造血机能，可促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并降低地方财政风险。”刘尚希说，实践证明，基于实践探索而产生的开发性政社合作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优势，避免传统开发模式资金、能力不足的约束，特别是在大力发展中心城市、都市圈的背景下具有强大生命力。实践这种新模式的地方，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长足进步，城市环境显著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