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春天，贺聪志强行断掉4个月女儿的母乳，跨过易水河来到桑岗村，执行德国BFTW基金资助的“巢状市场小农户扶贫实验”项目。

　　“巢状市场(Nested Market)”，贺聪志解释说，“这是中国农大叶敬忠教授与荷兰学者扬·杜威·范德普勒格 (Jan Douwe van der Ploeg)、巴西学者塞尔吉奥·施奈德 (Sergio Schneider)共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中国农大副教授贺聪志给河北易县桑岗村农民做“巢状市场”对接培训(记者顾大鹏摄)

　　“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目标是通过发展适合贫困小农户特征的 “另一种产业” 和创造将农村贫困生产者和城市普通消费者直接联结起来的 “另一种市场”——— “巢状市场”，来探索瞄准深度贫困人口的 “另一种脱贫途径”。

　　贺聪志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桑岗小农户与北京社区的联系，让乡村特色产品直达消费者的厨房。

　　“桑岗这个由老人、妇女和儿童守护的村庄，至今保存着较为典型的小农经济业态。每户一片小菜园、一头猪、一群鸡鸭，生活基本自产自足”。贺聪志说，“多余的收获，比如红薯、花生、核桃、板栗、黑猪肉、柴鸡蛋，要么送亲戚，要么拿到乡村大集上出售”。

　　易水河畔的桑岗，与北京隔河相望，可是这里的农家土产，很少跨过易水河。

　　带着山货闯京城

　　“按照项目设计，小农户的土特产定价，高于乡镇集市三到六成”。贺聪志和中国农大执行团队想带农民过河，“价格不是问题，产品质量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人与人之间怎么建立互信?”。

　　贺聪志尝试在北京几个高档社区做陌生推广，“站了2个小时，问津者寥寥”。他们转身“杀熟”，“把目标锁定亲友和同事，组建起桑岗第一个消费群”。

　　“消费者又邀熟人、亲友加入。通过5个消费群、8个配送点，桑岗105个小农户，与北京400多个家庭构建起巢状供给网络”。

　　河北易县通往北京的路有几十条，但是农产品进京的路并不畅通。派送的果蔬、黑猪肉和鸡蛋的面包车，要赶在天亮前进城，要等到天黑后出城。

　　“按照消费者发来的微信地址，导航到指定小区门口交货，然后奔赴下一站”。贺聪志发现，“这一站消费者取货不及时，就影响到下一站交货时间。从早送到晚，农民累个臭死，消费者还有意见”。

　　这个由德国BFTW基金支持的“巢状市场小农户扶贫” 实验项目，刚刚开始就遇到一个接一个困难。“北京消费者喜欢黑猪肉，往往是杀一头不够，杀两头富余”，贺聪志和团队成员，“看着消费者把瘦肉和小排买走，剩下的边角料自己买回家”。

北京消费者访问河北易县桑岗村(记者顾大鹏摄)

　　“北京社区居民与桑岗小农户的互动体验，大都怀着好奇心，当欣赏者转身消费者时才发现，“小农户家产的韭菜不够鲜嫩，杂粮参差不齐，猪肉肥多瘦少，鸡蛋表面不光洁、蛋黄浓淡不一”。

　　桑岗村的农民代表向记者苦诉：“农村大集上的骨头都是腔骨连着排骨卖，可是北京的消费者要求小排和腔骨分开，小排被抢光了，腔骨却不好卖了。黑猪肥多瘦少，瘦肉被抢光了，肥肉卖给谁呢?”

　　站在城市视角，贺聪志一方面引导农民尽量按照消费者要求去做;站在乡村视角，她又竭力替小农户辩解。她对记者说：“春天鸡食青草多，夏天鸡食蔬菜多，秋季鸡食果实多，冬天鸡食粮食多。一家散养10几只母鸡，有好几个品种。鸡蛋大小不一，色泽各异，蛋黄有淡有艳，这就是有机产品的特征”。

　　带着消费者游乡村

　　“桑岗小农户，20天给北京消费者配送一次”，贺聪志解释说，“小农户产品非常有限”。贺聪志和她的导师叶敬忠“不支持扩大生产”。他们不反对“一村一品”大农业经济模式，却致力于关切主流模式忽视或不能顾及的小农经济。

北京消费者邀请送货村民到家做客(记者顾大鹏摄)

　　“小农户葆有丰富的农耕文化，恰恰是巢状市场的潜力和价值所在”，贺聪志和她的导师叶敬忠一度倡导，“让小农户走向城市”，但他们真正呼唤的是“城乡互动与融合”。

中国农大副教授贺聪志把河北易县桑岗农民带到北京小区(记者顾大鹏摄)

　　贺聪志鼓动北京的消费者，“越过易水河，周末到清西陵、狼牙山旅游，顺便到桑岗村看看”。

　　“巢状市场小农户扶贫实验”有两个导向：“一个是带小农户进城，一个是带社区消费者进村”。贺聪志自豪地说，“一手牵着乡村，一手牵着城市”。

　　“疫情期间，巢状市场停摆了4个月”，贺聪志说，“疫情对种植业影响不大，却打击了小农户养殖热情，鸡苗补栏比往年晚，出栏也相应延后，加上滞留和封闭期间自家消费需求，可以出售的农产品没有多少”。桑岗小农户与北京消费者维持了9年的巢状市场，因为疫情被迫转移到线上。大约10天会有一次快递配送，数量明显不如从前。

　　“巢状市场”开始升级

　　“巢状市场”，旨在躲避食品帝国对小农户的盘剥，但是中国农大团队并没有将两者对立起来。贺聪志惊喜的发现，“北京回乡创业青年苑文玉开发的无明矾粉条，就是小农经济的升级示范”。

“巢状市场”给农民增加了收入(记者顾大鹏摄)

　　苑文玉所在的苑岗村与桑岗为邻，也是德国BFTW基金的受惠者。20年前，中国农大就利用这个基金完善了苑岗、桑岗、南杜岗、宝石村的乡间道路和农田灌溉设施，加快了红薯产业发展。

　　2016年，苑文玉回到家乡，在自己的试验田里，率先推广有机红薯和杂粮种植规范。他改进传统粉条加工技艺，研发出一款无明矾粉条，这一套土洋结合的技法录入“粉条加工国家标准”。

　　“苑文玉的无明矾粉条制作精细，包装考究，收到北京贵族圈的追捧，100克卖12元，相当传统粉条5倍”。贺聪志羡慕传统粉条新贵的价格，更关注苑文玉创立的企业食安检测系统。

　　“巢状市场的基石是熟人信赖，消费者的包容，并不能成为质量免责的理由”， 2021年春天，贺聪志把苑文玉请到桑岗村，“巢状市场”开始升级。

　　点评：“巢状市场”需要社会关注

　　“巢状市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是个新概念，但它不是个新事物。正如“巢状市场”项目的创立者之一叶敬忠教授所言，“巢状市场”是对乡村振兴实践的一种概括和总结。它是乡村振兴的一种个路径，但不是唯一路径。

　　不同地方，小农农业特点、基础设施状况、社区文化、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不同，会导致“巢状市场”的发展空间和扶贫效果存在差异。因此，对这种模式的借鉴不能简单套用，而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扶贫方式。

　　记者发现，“巢状市场”的行动实践，在河北也并非一帆风顺。例如，这种方式需要面对商品大市场的环境，如何确保不偏离乡村发展的价值规范?如何在巢状市场共同体中构建共享和分享的机制?如何提高组织者的能力等?这将是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长期挑战。

　　记者注意到，“巢状市场”在生产者组织、消费者组织、 产品质量保证、配送分发等方面，也会面临一些技术问题和制度挑战。项目团队希望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以增强和拓展“巢状市场”的活力和空间。

　　例如，政府部门、企业、学校和医院等机关食堂或员工，应该主动与农小户进行对接，帮助他们发展起稳定的消费群体。另一方面，村庄生产和组织环节所需的一些基本公共品， 如冷藏、加工、包装、互联网和运输等方面的设施和设备，地方政府或村集体也应该给予必要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