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发的名字，在中国内地几乎家喻户晓，尤其是他主持筹备1990年9月份举行的第十一届亚运会，申办2004年奥运会，更使他在香港、在澳门、在台湾，在世界各地闻名遐迩。

　　张百发出身贫寒，少年时代，即跟着父亲做织布的小帮手。当过为八路军站岗放哨、查路条的儿童团长。青年时期，在共产党和老一代领导人的培育下，成长为著名的“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长”。他和他的伙伴们转战京城，屡建奇功。在人民大会堂，在著名的“北京十大建筑”，在首都八大院校，许多高楼大厦都留下了他们踏实的足迹和勤劳的汗水。

张百发(中)与采访劳模大会的记者们合影，左二为作者张帆

　　进入中年，他刻苦好学，发愤图强，成为人民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走上领导岗位以后，他始终人不离工地，心装着工人，与钢筋混凝土，与高楼大厦，与道路桥梁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与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心贴心，即使在那个特殊内乱的时代仍不改初衷。长期基层生活的砥砺，使他在几十年的政坛生涯中举手投足，说话办事，从不打“官腔”，从不摆“官架”。作风朴实，语言幽默，平易近人。

　　作为主管首都城市建设的常务副市长，他深深热爱着北京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作为首都人民的“父母官”，他时刻惦记着上千万老百姓的安危冷暖、衣食住行。他办事的原则是：“老百姓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他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功名利禄随他去，宽厚坦荡自我行”。

　　严管身边人

　　现在的社会，好人不少，好官不多。做好人容易，当好官很难。好人，遵纪守法，尊老爱幼，上对得起国家，中对得起单位，下对得起家庭;邻里和睦，待人友善，有一颗爱心，助人为乐。好官，对法纪与权力有敬畏之心，清正廉洁，严于律己，视人民为父母，助百姓为己任;为国家强盛而鞠躬尽瘁，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终身。

　　韩军然同志是跟随张百发同志7年的秘书，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对百发市长的为人处事、性格作风有着深刻的了解与印象。“百发市长既是好人也是好官。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忠厚仁爱，豁达大度，始终与人民心连心，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百发市长对自己的子女要求比较严格。他从不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关系，影响与“关照”子女的工作。女儿张鲁宁高中毕业以后，赶上了最后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到北京郊区昌平县插队当农民。后来，招工进了第七机械工业部230工厂当铣工。由于从小喜欢画画儿，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北京某建筑事务所当了一名普通的绘图员。儿子张建欣，则从北京汽车制造学校毕业之后，就进北京汽车制造厂当了一名车间工人。

　　姐弟二人很理解与支持父亲的工作，绝不利用父亲的北京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的身份、权力和威望为自己办私事。他们说：“我们是张百发的子女，就要像爸爸那样学习和工作，严格要求自己。因为我们是张百发的孩子。”

　　百发市长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他特别提醒和要求自己的两名秘书，“我的弟弟为人处事表现不好。你们谁也不许搭理他，一不给他办任何事情，二不允许他打着我的旗号，去承揽什么工程赚钱!”

　　1996年，百发市长哥哥的儿媳妇下岗失业，从河北老家来到北京市政府找到韩军然。韩秘书联系政府机关后勤部门，安排她做了机关食堂的勤杂工。此事被百发市长知道后，严肃批评了韩军然，“你这样安排严重不妥，影响不好;把她给我退回老家去!”韩秘书解释：“她只是做食堂的勤杂工，是个临时工而已，又不是正式工。”百发市长绷着脸，“那也不行。这事儿没商量，坚决退回去!”后来，韩秘书遵照百发市长的指示，将他哥哥的儿媳妇退回了河北香河老家。

　　由于工作关系，我常去百发市长办公室，与秘书们相处很熟。当我听说，百发市长的秘书杜宇宏家中没有煤气罐，经常为生煤球炉做饭发愁，甚至与爱人发生多次争吵时，自告奋勇：“小杜，我替你跟百发市长说一下，请他批一个煤气罐给你吧!”小杜紧张得脸色都变了：“您可别介!这是严重违反原则和纪律的。我要为这事儿受领导严厉批评，甚至挨处分的!”

　　后来，我把这件事跟韩军然秘书提起，韩秘书认真地说：“当时的煤气罐是紧缺物资，市长控制得很严。他绝对不可能近水楼台先得月批给我们。我们家用的是我自己买的高价煤气罐儿!”

　　心中装百姓

　　好人好官的百发市长，心中装着老百姓，敢于负责、敢于担当，敢于直面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办实事。

1989年建设亚运会场馆期间，张百发为节省时间在施工现场吃方便面 (图片截取自《岁月与人生》一书)

　　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拆迁、改建房屋是十分正常的。但是，有些时候如果安置工作不及时、不到位，也容易发生社会矛盾甚至对抗。

　　亚运会结束后的1992年的一天，北京市东城区有90多位拆迁户集体到北京市委、市政府上访。他们从上午到下午，一直坚持到深夜，任凭别人怎么劝说都不走，一定要见市委书记、市长。

　　这天，张百发副市长上午走访工地，下午主持全市城建系统几千人的大会，回到家中已是很晚。爱人给她泡了茶，还没来得及喝，便接到市长打来的电话，让他到市政府来接待拆迁上访的群众。百发对市长说了声，“没问题，我这就去!”放下电话走出家门，迅速赶到市政府机关，带上秘书韩军然来到了几十名上访群众的中间。

　　这些已经坐等了一整天的上访群众，一见到张百发副市长，指手画脚说什么的都有;有的人情绪已经十分激动。一看这架势，以防不测的警卫人员也上来了。百发副市长赶紧制止他们，“去去，这里没有你们的事儿，你们去睡觉好了!”

　　百发市长一看，上访的人中还有老人和孩子。他马上动了感情，“父老兄弟姐妹们，我张百发来晚了，实在对不起大家!你们提的意见都对，错就错在我这里。政府让我分管城市建设、拆迁工作，我没把工作做好，首先向大家做个检讨!”

　　本来对着张百发指手画脚，你一言他一语的，张百发这几句话，一下子让大家都静下来了。张百发非常理解上访者的困难。“老少爷们儿，我知道你们拆迁户的难处，到处投亲靠友，生活很不方便。我也有妻子儿女。你们拆迁户的要求并不高。我感到我这个市长不称职，我对不起老少爷们儿……”

　　说到这里，百发市长动了感情，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发自肺腑的一席话，也感动了上访的群众。他们顿时感到百发同志是自己的市长。张百发接着说：“谁家没有老没有小啊?拆迁一两年，周转一两年，光靠投亲靠友?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有，我们有的干部是老太太拉胡琴自顾自，盖好房子自己先搬进去，撇下群众不管。群众能没意见吗?能不上访吗?!再说啦拆迁户有困难，不找人民政府找谁?不找市长找谁?!说来说去，错就错在我这儿。市长分工，我张百发就是管这个的!”说着，他又向大家深深鞠躬道歉。

　　然后，百发市长接着说：“现在，我们已经调出八个工程队在建新房，保证大伙儿明年国庆节搬进新居。到时候，你们如果搬不进去，就来找我张百发，我负责!”

　　张百发说完这段话后，又问：“大家还有什么要求?”有人提出来，“要保证我们这些拆迁户能够有煤气用!”百发说：“市长就是为市民服务的，有困难就提出来!一时解决不了的，我记下来，咱想办法尽量解决!”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百发接着说：“管道煤气一时是用不上的。但是，我保证每户都有一个煤气罐儿!”大伙儿一听都乐了，再次热烈鼓掌。

　　百发市长补充道：“你们先别鼓掌，我张百发可有言在先，那煤气罐儿可是借给你们的。等你们用上管道煤气，这个煤气罐儿还得还回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我们相信你，张市长。到时候肯定会还回来的。”“你张百发是亚运会的头号功臣，是咱们北京人的骄傲，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我们喜欢你这样的人当领导，我们拥护你这样的人当市长!”

　　上访的群众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张市长再见!”他们要走了。“先等一等再见，”张百发叫住了要走的人说，“我把秘书的电话号码给你们留下。你们要是有什么事儿，咱们好直接电话联系，省得来回跑!”上访的群众说：“市长为咱们老百姓想得可真周到!”他们一边记着电话号码一边说。

　　“本来，上访的群众有一肚子的气。听了百发市长这番推心置腹的劝说，立马化干戈为玉帛，高高兴兴地走了。我真从心底里敬佩百发市长!他的心里装着群众，敢于担当，勇于负责，为群众排忧解难，真拿老百姓当自己的亲人。”韩军然如是说。

　　想着住房人

张百发在弘扬青年突击队精神大会上讲话 (图片截取自《岁月与人生》一书)

　　韩军然秘书的一番述说，不由得引起我对1988年的一段“春天的回忆”：

　　那是1988年的四、五月份，张百发副市长兴致勃勃地邀请与组织我们中央新闻单位驻北京记者站的站长们——人民日报颜世贵，光明日报庄健，经济日报李志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庞际昌、刘园丁，中国新闻社徐泓，法制日报虞能祥，中国青年报马北北，还有工人日报北京记者站的我，同乘一辆面包车，参观了首创北京市综合配套开发建设的方庄小区。我们知道，这是百发市长的精心之作和满意之作。

　　80年代初期，北京的许多单位、包括中央部委和工矿企业，为改善职工住房条件开始盖高楼。那个时候各自为政，大多是楼房建起来了，但是交通、商场、天然气、自来水、电力等设施不配套;楼房建好以后住不进去，群众意见很大。

　　百发市长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率先提出在北京市要搞“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盖房人要想着住房人”。并且提出：“要向有综合开发建设经验，城市管理先进的新加坡学习。”

　　1987年，他带领北京市规委、建委的团队，到新加坡学习考察他们城市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房地产综合开发的经验。从新加坡回国以后，北京市政府选择、确定了丰台方庄小区作为北京市第一个综合开发建设的试点，很快就组织规划设计。方案出来后，百发市长亲自审核，特别是看这个规划设计是不是综合开发配套建设。

　　建成后的方庄小区的规模达到280多万平方米，是当时北京市最大的开发小区，而且高层塔楼与低层住宅结合，高层楼和多层板楼互相搭配;道路绿化、天然气、自来水、电力、供暖设施一应俱全、一步到位，成为群众十分羡慕和向往的“样板”住宅小区。

　　从此以后，北京市各区县都相继成立了开发公司，综合配套开发建设蓬勃发展起来。

　　百发市长作为北京市民的“父母官”，不仅在房地产综合开发建设上下功夫，在改善老城区居民的住房条件上也是每日牵挂、放在心里。1989年初，他找到当时的北京市建委主任施宗林说：“北京的城市开发已经搞起来了，但城里的危房、旧房更需要改造。特别是宣武区、崇文区旧房、危房比较多，不是脏乱差，而是脏乱臭!”百发市长沉痛地说：“解放都40年了，还叫老百姓住这样的房子。我们政府有责任啊，对不起老百姓啊!”

　　1989年5月，北京市政府决定进行危旧房改造。第一个工程就是著名电影《龙须沟》里描写的天桥地区。“龙须沟”新建成了“金鱼池”居民住宅区。政府还给入住的居民发放钥匙，老百姓兴高采烈，简直像是过年一样。

　　此后，北京市一大批危旧房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北京胡同里普通百姓的居住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与提高。

　　在记者们参观的面包车上，百发市长深情地说：“我们盖房人要想着住房人。水、电、气设施齐全，道路、交通、医院、学校，商场、绿化样样都要做好。这样，老百姓生活方便才舒坦，我们建房人心里也高兴!”

　　（文章节选自团结出版社出版《岁月与人生》一书，文章题目为《好人好官张百发》，内容有删减。作者张帆系江苏丹阳人，高级记者。曾任工人日报记者、北京记者站站长，工人日报分党组成员、编委，秘书长;香港《大公报》社委、社长助理、高级记者，香港大公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国市场》杂志副总编辑;中国工人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兼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