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与学生讨论暴力抗争时，通识科教师必须秉持中立。图为旺角暴乱场面/资料图片

　　梁天琦参与暴动罪成判囚六年，大学生沦为阶下囚，首先要拷问的是香港通识教育教师联会。

　　要问谁？是谁令毕业於香港大学的阳光青年沦为阶下囚？梁天琦参与旺角暴动罪成，被判监六年，他闻判後保持镇定。他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却莫不激动大喊：我们这一代人亏欠了他，他是香港义士、勇於承担、是青年良心、时代之光。然後是一连串的声援大会，在轮候册排期探监的议员名单愈来愈长。扰攘一轮之後，义愤填膺纾缓了“人衝我鬆”的时代愧疚，一切归於平静。他还是独自坐牢，时代之问，仍需解答。

　　去年三月，港大女生许嘉琪亦因为在旺角暴动中向警员投掷玻璃瓶而被判监三年。她闻判後不禁垂泪。我不晓得她的眼泪是出於懊悔、不甘、还是冤屈和愤懑，但不论是何种原因，她的淌泪远较她的掷瓶更有力量。她的眼泪是一种唤醒：学生最有效的武器从来是道德力量，不是暴力。

　　中华儿女为何总是要引颈成一快，才能不负少年头。从五四运动的抛头颅洒热血，到抗日战争时的十万青年十万军，到“文革”时候的红卫兵，到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然後是一九八九年六四民运，每一代青年都面对不一样的艰辛，在时代的不同亏欠下作出他们独有的开拓。香港九七回归後，特区初生代今天已是英姿焕发的青年，他们本应肩负光辉的历史使命，却为何在迷失的时代迷失了？这亦是时代之问。

　　第一个要问的，是香港通识教育教师联会。通识教育首要目的，是培育我们青少年明辨是非。但这个教师联会却倡导是非不分。该会於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其网站发表声明表示：“通识讨论正正需要学生兼论正反双方意见，……具体情况中，即使讨论暴力抗争，教育界已早有共识，讨论时教师必须秉持中立、为学生提供正反均衡的意见，并需清楚指出法例以及风险所在，以至暴力抗争可能对其他持份者造成的影响等。”

　　在这个後真相年代，在传统价值受到不断衝击的年代，不要说年轻人感到迷惘，连我作为教育工作者亦深感迷茫。与学生讨论暴力抗争时，教师必须秉持中立？暴力是中性的？我把通识教育教师联会的声明细阅再三，上文并无任何前置条件，下文并无任何“但书”，意思清楚明确，就是与学生讨论暴力抗争时，通识科教师必须秉持中立，为学生提供正反均衡的意见。

　　暴力有正反均衡的意见？如何“正反均衡”？像媒体报道选举候选人一样，必须给予每人均衡的篇幅？老师为学生“提供意见”时，对暴力的负面评述必须提供同等分量的正面评述来均衡它？使用暴力原来有无限空间来作正面论述？横看是暴力，竖看是勇武，侧看是英勇？街头暴力前面看是暴民，後面看是义士？校园暴力从负面看是校园暴力，从正面看是体操锻炼？性暴力从女生的负面角度看是强姦，从男生的正面角度看是彼此欢娱？

　　通识教育教师联会不辨是非，如何能教导学生明辨是非？通识科涉猎範畴广泛，在很多议题上，会涉及个人意见和立场，不涉对与错。例如立法会选举应该支持建制派或非建制派，老师必须保持中立。反暴力却不是主观意见或个人立场，而是人类基本而共通的价值观，与公平公义一样，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原则，违反了，便是错。

　　在意见和观点的争议上保持中立，并不等同在基本的道德价值上保持中立，否则人类任何行为都可因意见不同的立场有异而合理化。同一个行为，从这个观点看是对的，从那个观点看是错的。一切行为的对与错，都变成意见和观点。意见是自由的，每个人的意见都享有同等分量。於是在孩子尚未成熟的心智中，使用暴力和反对暴力的是非黑白被贬值为芸芸众说中的一项意见，只有各自不同的灰色，没有黑白。

　　该声明不要求老师指出使用暴力的对与错，却要清楚指出法例及“风险所在”。如果没有风险，例如使用暴力时戴上帽子和口罩，没有被认出的风险、没有承担刑责的风险，就可以心安理得使用暴力？

　　我并非通识科老师，但教过大学通识科。在一些难定对错的争议中，讨论完毕时学生最想知道的，是老师最终的立场，因为学生普遍认为老师知识广博。在网上知识随手可得的年代，为何还要老师？为何更要老师？就是因为有老师的带领，才可以让学生达到他们只凭自我探索无法达到的思想和心智成熟。

　　有老师说：“複杂的政治和社会议题很难定对错。老师的责任是培养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传授他们分析複杂事情的技巧，并透过前人的研究和集体智慧所得出的理论和原则，配合今天思维，以辩论、多角度思考、研究，让学生可以在无畏无惧的共融环境下，以尊重不同意见的正面态度，作出他们自己的结论。”对涉及主观意见和个人立场的争议，这取向是对的。

　　亦有老师说：“作为一个公民，老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社会的不公义，提出批评；对政府施政的失误，作出痛击。……老师有责任以其所学，积极启蒙学生，并参与社会活动，创造一个更公平公义的社会。”在涉及人类基本价值的议题上，这取向是对的，包括公平、公义、反歧视、反暴力。

　　通识教育教师联会的声明虽然备受抨击，但至今仍不肯撤回。该声明并表示：在讨论暴力抗争时秉持中立是“教育界早有共识”。我作为教育工作者，在此再三追问：这所谓共识，是如何得出的、谁人得出的、何时公布的？

转载自《亚洲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