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底，我回到阔别已久的「第二故乡」--闽北一个群山环抱、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小住期间，目睹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耳闻一家家生活富足有余，我从内心为农民的幸福、农村的振兴，感到由衷的高兴。与此同时，隐隐约约发觉某些人为造成的流失，不免生出几分莫名的惋惜。比如，新楼举目可见，老宅难觅芳踪......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少年的我随同父母，从福建沿海，移民闽北山区，是一栋颇有特色的老宅，给了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移民佬」重新起航的「温馨岛」。移民现象，古已有之。据史料记载，在东汉末年至三国末年的前后九十年间，中原地区战乱频仍，该地区人民纷纷向相对安定的南方逃亡，使「中原户口，十不存一」。

　　而匈奴、鲜卑、羯族、氐族、羌族等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则陆续内迁，到西晋初年，人数达到几百万。他们同汉族长期杂居，互相影响，水乳交融，民族界限日益缩小。但凡移民，一是纯自发的，二是有组织的。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人口迁移，多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便启动了从沿海地区、特别是从沿海城市，有计劃、有组织地向西部地区、内地山区的人口迁移。

　　如，1965年，中共福建省委发出「开发山区经济、推动山区社会主义建设，解决沿海人多地少、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并适应今后鬥争形势需要」的号召，按照由沿海向山区移民的计劃，经当地党政组织发动，莆田县数以万计的人口，有序地向闽北山区农村迁移，我家便是其中之一。

　　我们六户移民，被分到一个总人口不足千人的偏远大队--鹅峰--队部所在地，且全都安排住在同一幢老宅子裡。直到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我在那幢老宅子裡头尾生活了十年，印象之深，没齿难忘--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大户人家的两层老宅，楼上楼下，大大小小，十多个房间。外墙是清一色的青砖，内裡是木柱木樑木壁板。老宅坐北朝南，正南是一堵高约五米左右的「风火墙」。

　　面对「风火墙」的大厅，有高高的门槛、厚厚的大门，大门东西两边，两扇离地面一人多高的窗户上，有精美的雕花窗格。大厅屏风后面有个面积不大的天井。那时，山村尚未通电，没有照明电灯，更没有热水器之类，我多次在天井边上冲澡「淋浴」，一来年纪尚小，二来能见度低，他人就算听得见，也未必看得清，所以就无所顾忌、随心所「浴」了。

　　天井左右，纵横有序分佈着各家做饭、炒菜的土灶台；大厅不同位置上，摆放着几张「八仙桌」，外加长条凳，一日三餐，差不多同时开饭，各家都在大厅中用餐，虽然饭菜简单，但却香味扑鼻；虽然有点拥挤，但却其乐融融。尤其是晚餐，当年山村尚未通电，家家户户点上篾光，如同举办「篝火晚会」一般；大厅前是一个逾百平米的院子，上山砍回的柴火，都堆放在小院裡。院子东面，有一个进出老宅的大门，西墙中部和后部，各有一个宽约一米的小门。

　　每到夜晚，把三个外门一关，老宅俨如一幢「城堡」，既安静，又安全。庭院西面，有几间「偏房」。「偏房」楼上，安放着一部用来吹去那些貌似穀子，实则只有壳没有米、俗称「冇穀」的鼓风车，以及一台去掉稻壳、形状像石磨的工具--土砻。

　　土砻的砻墩，是用竹篾编成的、直径约六十厘米圆柱体，中间用黄泥土填实，留出一个穀子进入的小圆孔。土砻和石臼、石碓等一样，都是我国南方水稻地区最主要的粮食加工工具。据现有资料记载，最少已存在了几百年。土砻比磨更大更重，只有大人才能让它言听计从地转动，我曾经试过几次，因心有余力不足，无论如何都推不动......

　　鹅峰位於建阳黄坑西南角，距离集镇近10公里，与邵武市接壤。村中地形複杂，开门见高山，峡谷细流淙淙，山上大树葱葱。形象地说，如同一口锅，周边连绵起伏的群山恰如「锅壁」，而人们则在「锅底」生活。虽说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修建了一条沙土公路，却是那种只有拖拉机、大货车，偶尔从哪裡进来，还得从哪裡出去的「断头公路」。

　　偏僻程度，可想而知。不知是「酒好不怕巷子深」，抑或是「山高更有安全感」的缘故，据史料记载，1932年9月，红十军再度入闽，红军闽北独立师部分官兵（约七八十人），第三次佔领黄坑。次年初，恢复苏维埃政权，革命据点就建立在鹅峰村陈家坪，同时成立游击队组织......

　　1935年，时任中共福建省委负责人的曾镜冰，曾经领导福建省委驻紮在鹅峰。这是过往的历史，这是山村的光荣。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居住的老宅，除了靠山的北墙，其余三面外墙上，都有红军留下的朱红色标语。我想，或许当年红军也曾在这幢老宅裡住过。可是，如今老宅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的心中，生出几多惋歎，徒留一缕怀想。

　　农村，是中国的「大后方」。我国的传统文化，不少保存在农村。比如那些历经沧桑，各有奥妙、各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村寨，那些貌不惊人的传统乡土建筑等，不但蕴含着大量的文化资讯，而且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可贵根基。遗憾的是，有人认为老宅，已经「过时」，甚或有点「土气」。

　　因此，近年来在一些农村，老宅之类乡土建筑，成了被廉价售卖的「旧物」、被随意拆除的「废物」。这，是无意的糟蹋、无知的毁坏。要知道，乡土建筑、古老民宅等，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可是，当它们存在的时候，人们往往不知道珍惜它、爱护它。一旦失去之后，这才觉得珍贵，无奈已不复存在、不能再生。

　　农村的发展，离不开「立新」。问题是，「立新」一定要以「破旧」为代价吗？就在我困惑之际，读报获悉，位於伊万诺沃市东北43公里、被称为「伏尔加河畔的珍珠」的普廖斯，120多年前著名风景画大师列维坦遊船至此的一次「邂逅」，为世人留下诸如《雨后的普廖斯》、《寂静的乡村》等大批名作。慕名前来普廖斯的遊人访客与日俱增，旅遊开发的呼声始终强烈。而普廖斯的治理者们似乎不愿破坏这份「寂静」，仍保持着「不急不躁」的姿态。今日的普廖斯，那山、那水、那树、那雨，一如百年前的风景画作。

　　正是「百年不变」的守护，让资源在岁月的沉澱中彰显价值--不仅每年迎来40万人次的遊客，还是不少政商名流青睐的度假之地。据悉，对普廖斯的守护，在俄罗斯引发诸多关注和思考：俄罗斯的农村、农业要走出困境，任重道远。既是产业的振兴、农村的振兴，也是生态的保护、文化的守护。

　　离开那个小山村有一些时日了。可是，对那幢老宅的怀想与追思，犹存於心，经久不退。当年在农村时，因为年少无知，不曾向当地长辈们了解它的主人与背景、历史与由来。但我相信，像这样的老宅，在农村是不同寻常、不可多得的。在它身上，潜藏着某些特殊元素，倘若能够保护下来，无疑是有特殊价值的--除了从中获得某些文化资讯，还是可贵的乡村旅遊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