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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书城(六)\祝 勇

2019-05-27 09:45:27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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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震也抄过不少书,但许多是为别人抄。他自己坦白:“予访求二十余年不可得……及癸巳夏,奉召入京师,与修《四库全书》……吾友屈君鲁亦好是学,愿得《九章》刊之,从予录一本。”这本出自戴震的“手抄本”,是《九章算术》。

  还有人抄书,是为探讨学问。比如翁方纲每天抄录数条材料与丁杰商榷,是因为他正与丁杰补正朱彝尊的《经义考》。周永年也每天抄书,因为他正与桂馥编纂《四部考》。

  於是,伴随着《四库全书》编纂的进行,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就是《四库全书》的“副录本”。这些“副录本”源於“手抄本”,然后又被再抄,甚至刊印出版。四库全书馆的生产线上,明面上生产着《四库全书》的正文,暗地裏却生产着《四库全书》的“副录本”。

  《四库全书》编到哪裏,“副录本”就跟随到哪裏,像双胞胎一样如影随形,不离不弃。当乾隆四十六年(公元一七八一年)十二年,第一部《四库全书》历经十年而编纂、缮写完成,被郑重地安放在紫禁城文渊阁裏,大量“副录本”也在皇城外的琉璃厂活跃招摇,待价而沽。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七七年)秋天,一个名叫丁杰的文人从琉璃厂五柳居借抄了《尚书全解.多方》,是明代《永乐大典》中收录的版本;《四库全书》中全盘照录了《永乐大典》,当然也收录了《永乐大典》中的《尚书全解》,而这《四库全书》中的《尚书全解》,丁杰又在第二年(公元一七七八年)八月裏在琉璃厂见到,再一次抄录下来。

  这让他有机会对《永乐大典》中的《尚书全解》与《四库全书》中的《尚书全解》进行比对分析,发现并且修正了很多错误。

  於是,《四库全书》,包括《四库全书》中收录的、只有在宫廷内部才能看到的《永乐大典》,借助这些“副录本”,在宫外广泛传播,被民间文人渴望的目光所看见,又介入了他们的书写,成为新的著述,鸡生蛋,蛋生鸡,往复循环。

  乾隆、嘉庆年间盛行的以辑佚、辩伪、註释为中心的历史文献学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也因此被推上一个辉煌的高峰,这就是著名的“乾嘉学派”。

  固然,有人批评这种琐碎的、繁琐的、没有目的和没有判断的考据学,也已成为一些人标榜智力和卖弄学问的手段,它使知识与思想剥离开来,使知识失去了思想的滋养而变得贫乏,也使思想失去了知识的支持而变得苍白,但是,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人却告诉我们另一个事实,用葛兆光先生的话说,就是“借用知识表达思想的有意识尝试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他们用自己的学术建树,表达了他们重建常识与规则的理性。

  因此,胡适先生这样评价戴震:“人都知道戴东原是清代经学大师、音韵的大师,清代考核之学的第一大师。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朱子以后第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论思想的透闢,气魄的伟大,二百年来,戴东原真成独霸了!”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七七年),戴震在纂修官任上去世,享年只有五十五岁。十多年后,乾隆读到戴震所校《水经注》,心中突然一动,想了解一下这个戴震。身边的官员告诉他,戴震已去世多年。乾隆掩上书卷,半天没有说话。

  很多年后,纪晓岚翻读戴震遗著,心中想念故友,挥笔写道:“宦海浮沉头欲白,更无人似此公痴。”

责任编辑:lv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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