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汪曾祺是个作家。汪曾祺写小说也写散文，还写过戏，著名的样板戏《沙家浜》，他是写手之一。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有士大夫气，也有民俗风；有抒情气质，也有人道情怀──所以有“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之称，也被视为是“革命时代的士大夫”。

　　士大夫气也好，民俗风也罢，都是中国“土产”，再加上样板戏（传统戏曲的现代变种），给人的感觉好像汪曾祺比较“土”，地气是接了，但似乎缺乏洋派的“摩登”。其实汪曾祺早年毕业於西南联大，晚年也跑过香港和美国等很多地方，再看他的文学视野，从契诃夫到伍尔夫，从奥登到里尔克，视野开阔得很，显见得他一点也不土，“摩登”着呢。

　　汪曾祺到过香港。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比较他认知的香港和北京。他看到的香港“多高楼，无大树”，“这个城市，五光十色，只是缺少必要的、足够的绿”，就连大屿山的山上，也没有“大树”。虽然“半山有树。山顶有树。只是似乎没有人注意这些树，欣赏这些树。树被人忽略了。”而他居住的北京呢？北京有大柏树，有白皮松，“至少在明朝的时候，北京的大树就有了名了。北京有大树，北京才成其为北京”。

　　汪曾祺也去过美国。那是应聂华苓之邀，赴爱荷华大学参与“国际写作计劃”──聂华苓夫妇当初创办这个“Program”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为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们提供一个“放鬆心情、交流文学、了解美国”的“休閒”平台。汪曾祺那次在美国，跑了伊利诺州的林肯故居和桑德堡故居，也参观了爱荷华州的乡村、工厂、保险公司和“活历史农莊”。美国行给汪曾祺带来的感受之一是：美国年轻，树也年轻，“像北京中山公园、天坛那样的五百年以上的柏树，是找不出来的”。

　　看来汪曾祺不管走到哪儿，都忘不了“北京的树”。如同他的文学视野再怎麼“全球化”，他还是立足於士大夫气和民俗风的“土”──那是他文学的“北京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