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河、洛河之间的小村庄，从此登上世界大舞台

　　连接内蒙古和广东的207国道是我国南北向大动脉之一，进入伊河、洛河之间的“夹河滩”后，路两边的村庄稠密起来。国道东侧不远处就是中国最古老王朝的都城，这座都城的发现充满了偶然，却也是必然。

　　为了求证多年前的猜想，1959年，已经70多岁的徐旭生重新上路，带着助手从北京来到河南，踏勘嵩山山麓和伊洛平原。

　　他们首先来到登封、禹县一带，几个月的时间里虽有一些收获，却没有重大发现。随后，他们准备前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时中国社科院尚未成立，考古研究所属中国科学院领导)设在洛阳的工作站开展下一步工作，当徐旭生走到当时的偃师县时，他停下了脚步。

　　按照徐旭生日记中的说法，他本来对偃师没有抱太大期望，但史籍指出这里曾是商代的第一个王都——西亳，这让他产生了兴趣。

　　二里头村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徐旭生在田野中调查，一个村民以为徐旭生丢了东西，就上前询问。徐旭生说：“丢了一件大东西，是几千年前的一座城，我是搞考古调查的，想在这里看看有没有古代留下的陶片什么的。”这个农民听后，一下子就明白了，带他到村东的一片田野，大量的陶片让徐旭生感到震撼。

　　根据“以第一次发现典型遗迹的小地名为名”的考古遗址命名规则，这处遗址被命名为二里头遗址，河洛大地上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小村庄从此登上世界大舞台。

　　发现二里头遗址之后，年事已高的徐旭生返回北京，撰写了影响深远的《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这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试掘二里头遗址，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赵芝荃被安排主持发掘工作，成为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的首任队长。

　　夏乎？商乎？学界论战不止，修建电厂给出新线索

　　穿过车水马龙的定鼎路，绕过气势恢宏的应天门，周公庙后面的小路显得格外安静，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的老院子就位于这里。很少有人知道，这座院子的设计者是著名建筑家梁思成，他的弟弟梁思永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

　　60年前，这里远没有现在繁华，虽然距偃师二里头有几十公里的路程，但赵芝荃还是会经常来这里整理文物、查找资料。在他的主持下，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队先后完成了一号宫殿基址、二号宫殿基址、宫殿区以外的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和一般居住遗址等的发掘，对二里头遗址的布局有了整体了解。

　　在担任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队队长的20年时间里，赵芝荃长期认定遗址是商代早期都城——亳。这不仅是他的看法，包括遗址发现者徐旭生在内的许多学者也这么认为，因为古文献对西亳的指向非常明显，二里头的方位又完全契合文献记载。

　　新的观点正在酝酿，新一代的考古、历史学者也开始崭露头角。1977年11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北大学者邹衡提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一石激起千层浪，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激烈的学术论战就此拉开。论战归论战，这也进一步激发了学界对二里头遗址和夏代文化的研究热情。

　　转机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1983年春天，为了配合首阳山电厂建设，考古工作者对选定区域进行勘探，又一座古代城址出现在眼前。

　　宫殿和城市规模表明，这也是一座年代久远的都城。通过地层学比对，显示这座都城的年代晚于二里头，早于商代的中期都城郑州商城，基本可以确定是商代的早期都城亳。既然这座城是亳，年代更早的二里头遗址的身份就呼之欲出。唯一需要补充的，就是学界希望发掘出更多的“王朝气象”。

　　数十年如一日，考古人面朝大地拨开层层迷雾

　　田野里的玉米已经收割完毕，剥好的玉米粒在二里头村的广场上晾晒，广场正对面是一座朱红色大门的小院，中国社科院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的牌子挂在门边。

　　走进小院，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朝天蜀圭植洛璧，镇中磐石定乾坤”，书写者是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的第二任队长郑光。

　　郑光是四川人，大学毕业不久就来到这个小村庄，埋头一干就是几十年，石头上刻下的那些字表明了他扎根河洛的决心。也是他在任期间，围绕二里头文化性质展开了那场影响中国考古史的大讨论，将二里头及夏商文化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更深层次。

　　不管外界的学术交锋如何惊心动魄，如同台风一样，位于“风暴眼”的二里头村反而始终平静，在小院里工作的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钻探、发掘、拍照、绘图等工作。

　　30多年前，王丛苗还是二里头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孩，虽然对家门口的这个遗址充满好奇，但认识只是模模糊糊的。现如今，她已是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的资深考古技师，穿上了西装，开上了小轿车，儿子也在知名学府读博士，来队里实习的研究生们都要叫她一声“老师”。“我的基本功可以说是郑队长帮着打下的，他治学严谨，对待工作精益求精。”王丛苗说。

　　郑光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一系列抢救性发掘，细化了二里头文化分期，重点发掘了以铸铜作坊为代表的遗址，以实物证据证明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文明阶段。那件被誉为“华夏第一爵”的乳钉纹铜爵，就是在他任职期间发现的，那是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

　　说到“最早”，二里头还有更多“最早”等待着被发现。

　　“最早的中国王朝”都城——夏都，地位被广泛认可

　　2016年11月，北京大学，一场“辩论”即将开始。

　　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现任队长许宏将进行一场学术讲座。讲座的形式非常特别，因为同场还有一名重量级嘉宾——山西陶寺遗址发掘负责人何驽。近十几年来，二里头和陶寺关于“最早”一直有着不同的表达。

　　一切问题还要追溯到几十年前，徐旭生关于夏朝核心区域的地图上画的那两个圈：一个在豫西，一个在晋南。

　　晋南主要指临汾、运城盆地，居于黄河以东，因此自古称河东。西界为黄河，南界为中条山，被大拐弯的黄河所包围。这里水源充沛、土地肥沃，还有珍贵的盐业资源，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有人在这里生息繁衍。

　　与二里头的表述有所差异，何驽认为陶寺是“最初的中国”，之所以称之为“国”，是因为它已经具备城墙、宫殿区、大型宗教礼制建筑、王陵区和手工作坊区等。何驽也承认，陶寺遗址的现状表明陶寺文化的控制范围仅限于晋南，是各种文化“漫天星斗”阶段中最亮的一颗星，还没有形成一个中央。

　　许宏则强调广域王朝国家的概念，文化影响已经跨过了地理单元的限制。此外，二里头遗址已经发现了诸多“中国之最”：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都邑聚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车辙，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多进院落或四合院式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大型官营作坊……

　　2019年10月19日，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仪式上，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等纷纷表示，由于文献记载和最新考古材料的对照，国内学界的绝大多数专家已经承认二里头遗址的夏代中晚期都城地位。此时，距离徐旭生发现二里头遗址过去了60年，距离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已经整整过去了100年。（洛阳晚报记者 潘立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