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广州白鹅潭。大公报资料图片

　　往昔，居住在岸边的水上人家，千多年来被贬称为“蜑民”，又或书成“蜑民”。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的〈蜑家艇〉记载：“诸蛋以艇为家，是曰蜑家。”又清张渠撰《粤东闻见录》的〈蛋人〉条，附注：“蛋本作蜑”，并谓：“蛋人，以舟为室，以罟作田，由来已久。”而《太平环宇记》则说，“（他们）生在江海，居于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业。”

　　关于蜑民的起源，以及何以有蜑民之称，历来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考证，结果论说纷纭，竟得出三十多种传说或学说，其中包括两大学者罗香林和陈序经。罗教授分别发表了〈蜓家〉（刊于一九二九年出版的《民俗周刊》第七十六期）和〈唐代蜓族考〉（一九三四年中山大学出版的《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三卷一期）；而陈序经教授则撰有〈蜑民的起源〉，载于《广东文征续编》，但似乎论说还没有完结。

　　总的来说，“蜑民”的先民应是被迫逋逃，远走至海角涯边为生。清范瑞昂撰《粤中见闻》有载：“秦时屠睢将五军临粤、肆行残暴，粤人不服，多逃入丛薄，与鱼鳖同处。蛋，即丛薄中之逸民也。世世以舟为居，无土著，不事耕织，惟捕鱼及装载为业。齐民目为蜑家。”但上文仍然未能解释何以有“蜑民”之称。

　　“蜑民”之称尚未清楚，但他们谙熟水性是一致公认的。“蜑民”傍水为生，逐水漂流，除捕鱼外，更成为采珠能手。

　　新界大埔头的大埔海，曾产蚌珠。陈伯陶太史纂《东莞县志》卷八〈山川略〉谓：“媚珠池，在南大步海，旧传南汉时于此采珠，其下多珠，故名。”而罗香林教授更进一步解释：“大浦海一带，自中唐至明初，均属东莞县范围。即所谓居于东莞县之媚川都，实即是今日之大浦海也。”

　　清阮元等编修《广东通志》，引宋蔡縧《铁围山丛谈》：“凡采珠必蜑人。”又宋代周去非著《岭外代答》卷七〈珠池条〉亦谓：“蜑人没而得蚌，剖而得珠。”

　　后因珍珠有价，致沿海过于偏重采珠，造成社会不安，而且溺死者甚众，便开始罢采。明宪宗时，更对私自采珠者，发配充军。故后来，蜑民转而兼营渡客、运输、贩盐等。

　　“蜑民”世代袭居水上，以舟楫为家，以捕鱼捞蚬为生。千百年来，他们备受欺凌歧视，既不许随便登岸，也不让受教育，参加科举，更不能和岸上人家通婚，如同贱民。其惨况被形容为“海滨贫民，此为最苦。”就连封建君主雍正帝，也下旨怜悯一番：“悯广东蛋户，不敢与齐民抗，应听其居陆力田，以昭一视同仁之意。”

　　但口说怜悯，却没有贯彻施行仁政，“蜑民”仍然过着浮家泛宅的生活。据梁启超推算，清末仍有艇户蜑民四十万。这种“世世水为业，年年艇作家；浮沉波浪里，度日海天涯”的生活，要到哪年、哪月才可挣脱、才不受歧视？踏踏实实地在陆上居住下来？

　　可幸新中国成立不久，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九日，广州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取消“蜑家”名称，改为水上人民》的决议，为“蜑民”解开千年枷锁，恩泽万家艇户，如卿云之覆。但仅去蔑称，似仍有不足。

　　一九五四年，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归来，途经广州，专门乘船视察黄沙、白鹅潭等沿江一带，了解水上居民的生活情况，即作出指示，要为水上居民兴建住宅，建设水上居民新村。广州市人民政府马上展开觅地建屋工作，一九六〇年夏，已有五千多户、二万多人迁入新居。一九六五年，滨江新村落成，总面积六万五千平方米，建房四十五幢（三至六层高），安置了一千九百多户，成为其中一个最大的水上居民新村。到了二〇〇〇年，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水上居民住进新村，百分之六十的船只改装为机动船。除捕鱼外，他们还从事运输等的副业，生活习惯已和陆上居民一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广东省人民政府即为“蜑民”洗脱千年屈辱，更迅速建成新村，安置到陆上的居所，不再艇作家，浮沉波浪里，生活上脱贫解困，子弟们则不分男女，皆可入学读书，迎来美丽人生。如此功业，尠有流传，谨略述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