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乾县乾陵唐代章怀太子墓壁画《东客使图》。

　　《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全书十四个篇章，分别关注十四个墓葬美术个案，涉及年代从东汉直至宋代，人物从王侯贵族到平民地主。与一般的壁画研究不同，作者采取了为壁画主角“立传”的写法，这也是书名“观看我的一生”含义之所在。

　　从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而言，本书可算艺术史或美术考古领域的专著，全书呈现出文学与史学交融、考证与想像互补的气质。因此，走进作者妙笔编织的文史世界，阅读《观我生》构成了一次愉快的文化之旅。

　　作者在后记中说，“每个人的生命故事就像一枚贝壳，其上有辽阔海洋潮汐的纹理，经由这枚贝壳，我们可以听到更宏大时空里的潮鸣。我所要做的，就是在历史的沙滩上捡拾这些贝壳，将其编缀为一串项链。”为此，作者把墓葬中的图像看作线条和色彩绘就的传记，“有时候，它比文字书写的传记，细节更清晰，情境更生动。”对于书中所叙人物，作者给予了足够的同情与理解，努力走进这些孤寂清冷的灵魂。

　　感受生命曾经的悲欢

　　随着作者的文字，我们从唐代韦贵妃墓的壁画中看到了这位女性有过的荣耀和落寞、幸运和遗憾。这个名叫韦珪的女人，初嫁渤海李氏，再嫁李唐皇室，成为大名鼎鼎的李世民的妃子。她出身望族，目睹过三个王朝，大半辈子却在深宫中度过，充当着贵族联姻的砝码，直至六十九岁去世，陪葬昭陵。她与前夫所生女儿，按李世民的要求，远嫁突厥，与李世民所生儿子，九岁时就被勒令出藩。虽然，韦珪死后，得以陪葬昭陵，生前际遇却暗示着她与皇帝丈夫并不那么贴心。如果说，韦珪墓壁画上的宫娥娇娘们，向后世讲述着“宫花寂寞红”的故事，那么，唐章怀太子墓中以狩猎、马球为内容的壁画，尤其是表现朝贡盛况的客使图，则向人们展示了李贤当年参与政事时踌躇满志的储君人生。

　　书中从壁画中解读出的，不仅是政坛风云，还有古人看待自然、对待生活的观念和心境，以及一个时代的风气。比如，宋代河南登封李守贵墓中有三层壁画，精致地展示出饮茶、伎乐、就寝的场面，还有持幡仙女、击钹仙人等的形象，既是对主人晨起昏息的复现，又显露出宋时富裕平民的飞升心愿。墓主人李守贵只是一个地主，并无功名，但墓室一点也不寒碜，这也说明宋朝当政者对百姓采取了鼓励致富的态度。

　　古人生活“拉洋片”

　　古代没有影像记录的手段。我们只能主要靠阅读史料，想像他们生活的图景。书中对墓葬壁画等的解析，则提供了一种“拉洋片”式了解古代生活的方式。河南打虎亭汉墓壁画展示了高官家宴的盛况。画像石上，一个长长的横槓，挂满了鸡鸭牛鱼等丰盛食材，一大群人正在忙碌，烹饪方式多种多样，或把肉插进铁钎子，放在炭火炉上烤，或投入敞口铁釜中炖煮。虽只是简笔画般的呈现，也叫人好像闻到香味扑鼻而来。《河西走廊：乱世里的“桃花坞”》这一篇以多幅河西出土的魏晋砖画和壁画为例，展示农业生产的诸多细节，牧羊、牵马、牛耕、播种、脱粒、采桑、宰猪、杀鸡、切肉、炙肉、和麵、做汤饼，不一而足，作者又运用《齐民要术》等农业史料，加以注释解说，读之如观看一部古代农业纪录片。

　　通过这些图像史料，我们对文字记载的历史会有更直观的了解。比如，山西太原王郭北齐娄睿墓的壁画，让人真切地看到了“胡服”装束的样子。沈括曾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娄睿墓的壁画为此提供了视觉例证。作者在书中提醒读者注意画中武士的马具。“在娄睿墓的壁画里，马的配具完善且精良，络头齐全，鞍鞯具备，马头下的缨子，马背上的障泥，皆衬托出骏马的赳赳英姿。”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则是高桥式马鞍的出现，这种马鞍半围马身，可以把压力从马脊骨分散到两侧肋骨上，减轻马的局部压重，前后隆起的高桥则可以防止骑兵在马背上前后滑动，为骑兵的高速作战提供支持。娄睿墓壁画里的马侧皆有马镫，为骑兵上马提供了方便。对战争史感兴趣的人都知道，马镫是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发明。美国学者坦普尔就认为，“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马镫，使骑手能安然地坐在马上，中世纪的骑士就不可能身披闪闪盔甲，救出那些处于绝境中的少女，欧洲也就不会有骑士时代。”

　　再如，辽圣宗陵墓壁上绘有春夏秋冬四季风景。日本学者认为四季图展示的风景与东陵所在的庆云山附近景观类似。本书作者则提出，“壁画并非旨在单纯描绘帝陵周边的宜人风光，鉴于王庭始终徜徉在大地上，那么四季流转更可能暗示的是辽国皇帝一年的捺钵轨迹。”“在无涯的彼生，辽圣宗也希望能继续这四季的节奏，春水秋山，风景如曾谙，等待那个马上的男儿，再度挥鞭纵横。”

　　图像史料与文明互鉴

　　本书作者在考察壁画史，始终采取了联通中外的视角，正是这样的视角和方法，催生出了不少富有新意的见解。比如，书中对赫赫有名的“西王母”进行考索时，把她和塔比提女神联系了起来。这位女神的形象可以在出土于阿尔泰地区游牧人墓葬中的挂毯上看到。作为诸多亚欧草原游牧人最崇拜的女神，塔比提女神地位尊贵，手持生命树，这一点，恰与传说中西王母拥有不死药相脗合。而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朱地彩绘漆棺上，西王母的侍从动物中，有一只后腿外翻的神兽，也很像亚欧文化中的神兽格里芬。不过，对西王母这样一个关涉古人信仰和精神世界的重要文化符号，作者所进行的探索和努力，确实令人眼前一亮。

　　书中对南北朝时期高官虞弘生平的挖掘，进一步展示了墓葬研究对于理解中外交流的价值和意义。虞弘在华仕宦经历极为复杂，从北齐到隋朝，共服务了十个帝王。他的墓在山西太原，墓志称其为“鱼国”人，但这个“鱼国”在史书上缺乏记载。根据墓中遗骨DNA，可知虞弘具有欧罗巴人种血统。墓中石壁浮雕，以夫妇宴乐图为中轴，一边展示以中国皇帝为代表的各国王者，记录虞弘家族在亚洲大陆上的迁徙经历，另一边展示虞弘对自我形象的呈现和想像，体现了他对故土生活方式的眷念。而这些壁画中有大量“异域风情”。

　　比如，虞弘把自己呈现为穿花边裤、骑像猎狮的形象，就符合波斯对国王神勇的赞扬。石壁上作为侍者的粟特人或跳着胡腾舞，或弹奏琵琶，或抱着酒樽，也无不显露出他们主人的“老外”身份。有一块浮雕上刻着烈火熊熊的火坛，担任祭祀者人头鹰身，高鼻深目，波浪长髮，赫然为波斯祭祀样貌；墓中还出土了石製火坛，这些都表明虞弘是祆教徒。读懂墓中的图像史料，对于理解中古时期的文明互鉴，无疑很有帮助，于此也可看到《观我生》一书的价值所在。（谷中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