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首由唐朝著名诗人王昌龄所作的边塞诗，流传千古。然而，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楼兰在东晋期间就悄然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唐朝虽已无楼兰，但由于其地理位置十分显著，曾是西出阳关以及东入西域的必经之地，楼兰一词因而被文人墨客用于抒发家国情怀，屡见于边塞诗之中。

　　此次时空旅行的第三站，请随记者一同穿越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新疆博物馆二期新馆《新疆历史文物展》中，探秘1600年前的楼兰往事和那个时代的历史细节。

　　5月25日上午，魏晋南北朝展厅，讲解员在向参观者介绍楼兰壁画墓情况。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赵梅摄

　　壁画、课本和带钩

　　进入“魏晋南北朝”展厅，楼兰古城出土的部分文物和首次亮相的楼兰方城东北壁画墓，成为关注的焦点。

　　楼兰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西汉时期，其位于丝绸之路南道的交通要道，曾在中原王朝统一西域、维护丝绸之路交通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公元4世纪后，楼兰神秘消失。

　　20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布泊发现了楼兰，消息一经公布，轰动世界。此后，英国的斯坦因、美国的亨廷顿、日本的橘瑞超等人，先后踏入楼兰古城，盗取了大量珍贵文物。

　　楼兰是怎样的一个绿洲城邦？楼兰人的生活又是什么样？

　　楼兰方城东北壁画墓重现了楼兰发掘现场。记者从展厅中央一幅名为《宴饮图》的大型壁画上看到，上有三男三女，人物头部虽已看不见，但从其手持精致钵或杯、身着时尚考究的服饰可以看出，他们正在“开怀畅饮”。

　　配以旁边展柜的壁画图片可以了解到，他们平时除了“把酒言欢”，还有斗驼、斗马等娱乐活动，生活很丰富、精致。

　　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馆员阿迪力·阿布力孜说，楼兰方城东北壁画墓是考古工作者2003年在若羌县罗布泊西北荒漠地带清理的墓葬，壁画内容反映的是墓主生前生活，墓主人有可能是丝绸商道上的粟特人，也有可能是当时的贵族，“墓葬中的壁画和阿斯塔那墓地中的壁画、库车友谊路砖室墓中的壁画一样，都深受甘肃河西地区丧葬文化的影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证。”

　　楼兰LA遗址出土《急就章》。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赵梅摄

　　楼兰的小学生课本长啥样？出土于楼兰LA遗址《急就章》的文书图片，向我们还原了当时小学课本的模样。据悉，《急就章》是从中原传入新疆地区年代较早的古代小学读物。

　　在楼兰出土的文物中，一枚精致的铜带钩引起不少参观者好奇。这枚铜带钩呈S形，首端上部有一个柱状凸起，尾端向内侧弯曲。“这枚带钩是魏晋时期楼兰官员束腰的用具。”阿迪力·阿布力孜说，带钩是中原古代贵族束腰用的用具，多用青铜铸造，也有用金、银、铁、玉等材料制作的，功能和今天人们的腰带一样。

　　“搬来”库车友谊路墓葬

　　楼兰方城东北壁画墓的旁边，是一座形制特别的仿砖室墓，看上去独特又有艺术感。青砖修葺，拱形墓顶，墓门上部有照墙，上有砖雕的成排椽头，照墙的青砖上还有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等雕饰。

　　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室文博馆员巴音其其格介绍，这里还原的是库车友谊路砖室墓的墓葬形制。库车友谊路砖室墓是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共有15座，可分为竖穴单室砖墓、斜坡墓道单砖室和斜坡墓道前后双室3种，曾出土陶器、铜镜、钱币等大量珍贵文物。陶器以单耳罐、双耳罐、双系罐等实用器为主，具有塔里木盆地周缘汉晋时期陶器的文化特征。

　　墓室有多个墓主，墓主有口含钱币、手握钱币的现象。据考古工作者分析，墓主可能是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龟兹贵族，也可能是居住在当地的屯戍军吏或河西移民。

　　库车友谊路砖室墓仿品，墓门上有照墙，上有砖雕的成排椽头，青砖上还有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等雕饰。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赵梅摄

　　库车古称龟兹，是两汉时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著名绿洲城邦。张骞通西域后，龟兹与汉王朝在政治、经济上的关系一直相当密切。汉宣帝时，龟兹国王绛宾求娶解忧公主女弟史为妻，成为汉朝皇家外孙女婿，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早在西汉时期，龟兹已有一定数量来自中原地区的迁移人口。东汉章和元年，班超大败莎车、龟兹，永元三年重设西域都护，自此，龟兹成为汉王朝经营西域的中心。

　　魏晋至前凉时期，中原王朝设西域长史，龟兹仍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联系，前秦吕光征讨龟兹时，所见龟兹国“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城等。室屋壮丽，饰以琅玕金玉”。由此可见，汉文化对龟兹地区影响很深，而龟兹音乐和舞蹈也是在那个时候，传入中原地区的。

　　库车友谊路砖室墓仿品。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赵梅摄

　　“库车友谊路墓葬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与中原、河西地区汉晋时期文化密不可分，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文献记载。这批资料对准确阐述汉晋时期国家治理西域的历史，揭示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历史内涵，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巴音其其格说。

　　葡萄枣梨广泛种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屯田士卒带来的先进农具、农作物和牛耕技术，推动了西域各地经济文化发展，农业、牧业、手工业、采矿业等得到恢复发展。尤其是葡萄种植等园艺业，因中原的先进农具和技术，获得普遍推广。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城邦的园艺业得到推广。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赵梅摄

　　在展厅中，可以看到多件关于葡萄种植和葡萄酿造方面的文书。史载，公元384年，吕光率兵西进龟兹时，该地富户“厚于养生，家有葡萄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可见，葡萄种植业已非常发达，除了葡萄，枣、梨、梅（李）等果品在西域也有种植。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里展示了尼雅遗址的果园风貌，称那里有干枯了的成排桃、杏、梅、苹果以及葡萄树等。1996年中日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曾公布，他们在尼雅遗址发现了长达122米、宽约68.5米的果园，园子里还埋了一个直径为60厘米的大瓮，瓮可能和酿酒有关。

　　吐鲁番出土葡萄枣树的文书。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赵梅摄

　　阿斯塔那出土的文书显示，公元5世纪前半叶，高昌以葡萄园为主的园艺业已具相当规模。当时，葡萄园占高昌田地总量的10%。无核白、马奶子、红葡萄等品种，在历史文献上已经有记载。

　　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古墓还发现了数十枚红枣核、梨干、梅干，年代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发现进一步印证，葡萄，梨、梅、红枣等经济作物在当地已经推广种植。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吐鲁番出土葡萄种植的文书。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赵梅摄

　　以酿造葡萄酒为主的酿造业也得到快速发展。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赵梅摄

　　“经生体”抄写的《三国志》

　　公元前1世纪前后，佛教文化传入西域。公元4世纪至10世纪，佛教文化进入鼎盛，伴随着佛教信仰的传播和发展，西域形成了鄯善、于阗、疏勒、龟兹、高昌等多个佛教文化中心。以佛教经典诠释、翻译、寺院建筑和雕塑、壁画为内容的佛教文化，得到快速发展。

　　这一时期的西域佛教极富多元性，既融合了古代印度、波斯及中原文化的精髓，又具有强烈的西域文化特点，并对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文学及艺术产生了一定影响。

　　展厅展示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抄本残页，1965年出土于吐鲁番安乐城遗址南边一座废弃佛塔的陶瓮中，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手抄本。同时出土的，有还有《妙法莲华经》佛经残卷等。

　　阿迪力·阿布力孜说，受佛教文化影响，这两份残卷字体是抄写佛经时使用的字体，不同于当时流行的隶书。当时，印刷术还未出现或者未被普遍使用，佛经需求量大，质量要求较高，抄写佛经的“经生”形成专门的行业，而抄经的字体也逐渐形成，被称为“经生体”或“抄经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