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建國初期鄭鐵如在中行香港分行大會上講話

六十年前，中華大地經歷滄桑巨變，香江兩岸湧現出一批愛國志士，為新中國的建立傾盡力量與智慧。當時香港社會的華人領袖之一、時任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理的鄭鐵如，拒絕國民黨政府將現金轉移到台灣的指令，第一個帶領員工起義，為同業作出表率。六十年後今時今日，鄭先生的女兒、七十九歲的中科院院士鄭儒永，向本報記者憶述父親當年力促香港中行回歸的始末。【本報記者賈磊北京電】

一九一七年，中國銀行把首家境外機構設在香港，開業時選取文咸東街四十七號為行址，員工僅八人。而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的籌辦人、首任經理正是著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詒。一九二七年，貝祖詒調任上海分行經理；鄭鐵如開始成為中行香港分行的掌舵人。

一九四九年全中國即將迎來解放，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鄭鐵如精通外匯業務，此時為中行香港分行積累下大筆財富，在香港金融系統各行局中實力亦是最為雄厚。「解放前的中國銀行就是四大家族的產業，直接要求我父親轉移資產到台灣的，是他的頂頭上司、當時的中國銀行董事長孔祥熙。」鄭儒永說。

守住香港中行資產

「我家比較早接觸到進步思想，對共產黨的看法跟當時的香港人完全不一樣。」鄭儒永笑言。因為有當時在港從事地下工作的表哥章漢夫的緣故，鄭家經常出現印製粗糙的毛澤東著作、《西行漫記》等進步書籍。章漢夫早年留學蘇聯，抗戰勝利後曾任中共香港工委書記、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委員。港英當局因其從事秘密工作抓捕過他幾次，最後都是鄭鐵如出面找港督將他保釋出來。

解放之初，中國銀行總行在北京成立新的管理處，在接管國內中國銀行全部機構後，隨即開展與國民黨爭奪海外分支機構的鬥爭。一九五○年初，總行管理處先後兩次通電各海外分支機構傳達「保護行產」的命令。周恩來派出章漢夫專程到香港動員鄭鐵如將資產交給人民政府，而鄭鐵如早已對積累多年高達四千多萬港元的巨額資產作出周密安排。一九五○年一月九日，他即通電表示擁護人民政府，接受北京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的領導。「父親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鄭儒永說。在中國銀行的帶動下，一月十八日，國民黨在港金融系統六行二局發表起義通電聲明保護財產，聽候人民政府接管。

有內地學者近年撰文，評價鄭鐵如當年「在護產和接收工作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面對國民黨台灣當局的種種威逼利誘，鄭冒著生命危險沉著應付。」鄭儒永表示，當年周恩來總理曾提醒鄭鐵如，小心台灣派人到香港來暗殺他。鄭鐵如一度住在香港中國銀行大廈頂樓的一間臥室和一間起居室內，白天下樓到辦公室上班，除家人誰都不能進，銀行內也增強保安。

沉著應對順利交接

鄭儒永還記得當時由於銀行職員港人居多，交接時很多人不願意留下。鄭鐵如做了很多工作，最後他對員工表示：「不願意留，我給你們找工作，保證你們的生活。」令很多本來想走的人重新留下。而周恩來也特別關照對員工完全按照香港原來的規矩，薪水該提升的要提升，來去自由。

周恩來對鄭鐵如十分器重，中國銀行籌組董事會時，親自指定他為十三位公股董事之一。據鄭儒永回憶，新中國成立後，每次父親來京周恩來都一定會見並請到家裡吃飯。為避免被打擾，周恩來經常到鄭鐵如住的賓館與他會面。「每次見面都在三四個小時以上，問的都是關於外匯的事。」鄭儒永說，總理每次都帶人來記筆記，在外匯問題上，鄭鐵如提什麼意見都會被總理採納。

鄭鐵如當時積勞成疾患有胃病，需要少食多餐，經常隨身攜帶一包梳打餅乾，這也引起周恩來的注意。周恩來特意囑咐身邊工作人員「弄清楚是什麼牌子的餅乾，『鐵老』（指鄭鐵如）來了，一定要準備好。」下一次見面時聊過一個小時，果然有工作人員為鄭鐵如端來一杯牛奶和他經常吃的那種餅乾，這讓鄭鐵如感動不已。

周恩來的知遇之恩

鄭儒永說，總理知父親愛國心切，開國大典、國慶遊行，「這種事總理忘不了他」。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後，周恩來特別邀請鄭鐵如和夫人到京，在尚未正式對外界公布時，在中南海的小放映室內，陪同鄭鐵如觀看試爆成功的影片。鄭儒永至今還記得父親回家後興奮的神情。

曾有人引述周恩來的話：「香港要是多幾個費彝民和鄭鐵如，我們就好辦多了。」鄭儒永說：「父親認為總理對他是最知遇的一個人，那麼賞識他的人大概也沒有第二個。」鄭鐵如亦沒有辜負周恩來的賞識，不斷為建國初期的金融及外匯政策積極建言獻策。香港金融機構由人民政府接管後，成為新中國對資本主義世界貿易的重要樞紐和吸收僑匯的橋樑，其業務量佔當時全國總額的八到九成。對中國衝破封鎖禁運，吸收存款，支援內地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