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第三次和諧西藏對話/西藏的文化自決與現代化

編者按：西方媒體描繪出的西藏圖景聚焦在西藏分離主義運動和達賴喇嘛的個人形象之上，這不僅是對中國媒體和中國政府提出的巨大挑戰，同時也引發了中西方人民之間的衝突。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第三次舉行關於達賴與藏學研究的學術對話會，參與者們通過辯論重新認識達賴喇嘛以及西藏的歷史、現實與未來。本報摘編刊出這次學術對話會的主要內容。

從主權維護到人權發展

羅絨戰堆：我去過很多國家，也在西藏接待過很多國外學者、記者甚至一些國賓，我發現有這樣一個區別：凡是從發展中國家來的外國人士看到西藏的情況以後都覺得不錯，就是西方國家來的尤其是西方大國、強國來的人士到了西藏以後對西藏多加指責。我在想為什麼？大國強國已經發展得很全面了，走在我們的前面，你們現在看發展中國家和看你們自己無法相提並論。

王希：中西方在新聞報道方面的觀點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其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點我們面對的觀眾不同，觀眾的需求不同，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國際對話尋求共識。

這期間現代化就是一個起點，我們需要分析幾個重要的問題。首先如何定義現代化。中國長期以來用的是西方的定義，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我們需要將這一定義基於現代國家的幾個發展階段，我想運用美國一位政治學家的觀點來分析現代化──現代化需要四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是國家主權，通過領土的疆界界定了其主權的內容。第二階段，也就是當國家主權建立之後要實施主權的意願，其中包括去除宗教因素和封建因素。第三個階段，是公民要獲得平等的權利，其中包括選舉權、政治權。第四個階段，經濟成果在人民當中公平地進行重新分配。西方國家都經歷了這四個階段的發展，這也是西方發展的模式。

中國在過去的一百年間首先從事的任務就是獲得國家獨立，從1840年到1949年國家獨立是中國運行其他事務的前提，這在中國佔據了一段很長的歷史，但也是中國可以進入現代化的第一步。

第二，在中國成立政權後按照意願行使主權包括兩個方面，其跨越了17年。第一個方面就是要維護已獲得的主權，第二個方面就是要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包括工業的現代化和科技的現代化，當然當時中國的現代化主要是依照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是好是壞無從定論。無論如何，西藏的歷史應該放在中國這樣一個更大的框架下。具體而言從1950年到1959年，中國政府對待西藏的政府主要圍繞國家領土的主權，使西藏的制度可以建立起來，主權在前、經濟在後。1959年之後西藏開始現代化的進程，我想強調的是人權也就是解放的概念。在整個西方正是因為有了人權的概念才會解放奴隸，英國19世紀完成了這一過程也就是1833年，美國是1856年，西方經濟可以獲得發展重要的就是在人權方面得到的進展。1959年事件西方總是喜歡把中國的做法看作人權的壓迫，但是實際我們知道這是達賴喇嘛作為奴隸主的人權受到了「壓迫」，而95%的奴隸站起來，他們的人權得到了伸張。

中國西藏整體的發展事實上遵循了一個新的模式，這種模式在西方經歷了幾個世紀的發展而中國在短期之內就完成了。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現在的中國已經成為第三大經濟體。英國通過300年才成為日不落帝國，美國經過150年，中國只有60年走完這一進程，中國既包括現代化之內的多種任務，其中有國家主權的維護、現代化進程以及最重要的人權發展。

西藏人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維護自己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但是西藏問題是複雜的，它不僅僅屬於中國內政，同時現在走向國際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問題。

「文化延續」的陷阱

蘇發祥：在經濟與人權發展當中，藏族人民最需要什麼？不要把藏族作為一個特殊的個案來看，青藏高原是地球上的一部分，藏族需要的權利也是全世界其他各個角落共同需要的。

第一需要的是生存空間。經過五六十年的發展，無論是在農牧民的生活還是文化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第二是發展的權利，藏族也需要發展，不能把我們與世隔絕地放在那個地方，這是不公平的，藏族人也有基本的權利來享受世界現代化的成果。

沈衛榮：「現代化」這個問題是中西方媒體上有很大分歧的地方。中國的觀點認為，西藏本來是一個落後的奴隸制社會，需要現代化，毫無疑問是這樣。但是西方認為，這個問題根本不存在，西藏不要說現代化，它早已經後現代化了。雙方講的完全是不同的西藏，中國人講的是現實的西藏，西方大部分人眼中的西藏是一個香格里拉。西方人認為西藏是後現代社會的烏托邦理想國，舊西藏才是人人平等、沒有暴力、最講究智慧和環保的地方──這個地方實際從來沒有存在過。

達賴喇嘛一再強調根本不要求完全的獨立，達賴說，他最關心的是西藏文化的延續。實際上，西藏文化的延續可能比西藏獨立更難實現。

現代化並不完全是我們自己說了算，現代化的過程是非常痛苦的，要付出很大的代價，而且這是不能往回走的。在現代化過程中包括我們漢人失去了很多很多，北京還有多少是漢人文化的東西？這麼大一個民族，這麼長的文化傳統都可能在現代化當中失去，何況西藏？達賴喇嘛把這個球踢給中國政府，而且達賴非常明確，他要恢復的所謂西藏文化傳統基本上是在西藏建設一個符合西方人理想當中的後現代社會。

什麼是「文化自決」？

戴雨果：剛才有人非常正確地指出西方人對於西藏的錯誤觀點，即把西藏當做天堂。但是西方人，或者說許多西方國家之所以對中國在西藏事務上的態度如此敵對，並不只是因為他們中的部分人受到了這種荒謬觀點的影響，認為中國毀壞了西藏這個天堂，而更重要的原因是現代歐洲和美國對於文化自決權這個概念的理解。

西藏實際上是不可能從中國獨立出來的。原因是非常現實的，一方面也許西藏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對於它自身來講也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另一方面如果西藏脫離中國，它無疑將要在其他國家的影響下生存，而這對西藏和對於中國都是不好的。所以我希望，中國政府應該認識到，也許某些西藏人的確面臨著某些問題，而我們應該去解決這些問題，否則的話後果不僅對於西藏人，可能對於中國政府更是不好的。

我最後要說的一點是，我認為西方媒體非常大程度上對於中國對西藏問題的態度是有敵意的，但這是因為他們認為中國政府可能沒有足夠的重視藏人的困難，這樣的認知也許正確也許錯誤，但是並不是因為他們崇拜達賴喇嘛。他們認為西藏人民的文化自決權是重要的，而中國政府不夠重視這一點。

李希光：什麼是文化自決？雨果先生所指的文化是否包含著意識形態、政治制度、信仰、宗教；如果說在這些方面需要文化自決權，西藏藏民是否擁有這種權力？是不是整個中華民族都應該有文化自決權？如果中國已經做出自己的文化自決，西方是否就不會對中國的意識形態、民主制度進行干涉了呢？

王希：文化自決──這是一個聽起來非常好聽的詞，但我們是不是應當更加謹慎地用這個詞。談到西藏文化的時候，我們要研究的文化的內容是什麼？西藏的神權算不算文化的一部分，農奴算不算文化的一部分？

我舉兩個例子，在美國一夫多妻是不受憲法支持的，摩門教的婚姻制度卻被以文化自決的名義保留下來；同時美國南部內戰時種族隔離是不是也是一種文化自決？這些問題甚至都需要到美國的最高法院進行裁決。這裡面牽扯到非常多的文化和政治的關聯性，我們必須很謹慎地來談這個問題。

另外我要談到，文化和國家利益的問題。我們看到美國也不允許德克薩斯從美國獨立出去，同樣在蘇格蘭雖然有議會管自己的內政事務，也無法管自己的國防、外交等等事務。我同意中國應該去學習如何讓西藏人的困難或者達賴問題得以解決，我們應該研究怎麼解決這些問題，其實這些都是我們需要探討的。

羅絨戰堆：什麼是自決？如果我只有這一杯水我沒法選擇，但是如果旁邊還有一杯咖啡，那我就有一個選擇的問題。現在處在一個開放的年代，西藏的下一代在接受義務教育期間學校裡面實行三包──包吃、包住、包學費，學校給他們提供的食品有糌粑、酥油茶，有米飯、包子；孩子吃完之後覺得米飯、包子比糌粑好吃，周末回家之後就跟父母說不能三頓飯都吃糌粑，給我弄點兒米飯包子。如果從來就不給他們米飯包子吃，就不需要去「自決」。所以我覺得民族自決，首先要在一個開放的、多元的環境下才有自決的問題。怎麼自決？讓他自己去選，如果他不吃糌粑，這是他的選擇權。

外媒的偏見來自哪裡？

李希光：許多西方人建議，西藏應對西方記者開放，只要看到真相就會減少報道中的偏見。但是問題是，如果你看到了真相，比如法國記者到西藏看到了真相，可這是廣大法國人民不喜歡看到的，這個真相在法國報紙上還能不能報道出去？如果報道出去，會不會影響你的報紙的發行量？

李成賢：去年我在報道日韓領土爭端的問題時，我聽說一個中國學者在這個問題上有他非常獨到的見解，我問我的編輯能不能寫一篇報道來闡述一下這個學者的觀點？我的主編告訴我說，「李成賢你一定要注意，他的觀點如果說有爭端的島嶼是歸日本的，就不要寫了；如果他認為爭端島嶼歸韓國，你就寫。」非常幸運的是，這位學者的觀點是支持韓國的。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新聞記者總是在報社、媒體所有者以及媒體的國家屬性的影響之下，他必定會承受著一定的壓力。

Glenn Mott：作為一個媒體的從業人員而不是學者的角度來講，媒體實際上是希望能夠表達出所有人的聲音；但是實際上由於各種各樣的限制，媒體並不可能讓所有人的聲音都得到表達，媒體老闆的權力是非常大的。

對於中國的領導層來講，應該試圖開放西藏，讓西方記者更多看到西藏。這的確是一個兩難的問題。如果記者進入西藏，大家都帶有自己的偏見，報道也會帶有偏見，可能產生很多不一致的聲音。但是如果我們看到有偏見的報道，我們可以去研究這些有偏見的報道，告訴大家為什麼這個報道是錯誤的。這也是對於中央政府很重要的課題。

Gregg Fields：我認為中國領導人和媒體需要意識到的是，在西方，達賴喇嘛的形象就代表著西藏，那就是西方人眼中的「西藏」。我覺得任何一個國家在面對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最困擾的就是形象的影響力。如果作為一個外國媒體進藏的記者，我會報道西方認知的達賴形象之外的西藏形象。但如果問我對於中國領導人和媒體的建議，我認為如果想要傳播西藏的新形象、新故事，那就必須讓西方媒體先進入西藏。

跳出惡性循環

馬可：從中國人的角度的確覺得西方總是一致地在西藏問題上對於中國採取非常敵視的態度。其實西方媒體現在做的已經開始非常均衡了，比如在報道農奴解放的事情的時候，我自己就寫過文章在媒體發表，告訴大家西藏解放以後的生活等等這樣的故事。

我在同一天也看到中國媒體上有非常多的文章報道同樣的事情，但是他們的報道中都千篇一律對達賴政府展開批評。我其實覺得在這樣一個時候中國政府在公共關係上並沒有做一個很好的決定。對於西方記者來說，大家都期待著非常新鮮的、非常有趣的新聞，我們想要的不是「狗咬人的新聞」而是「人咬狗的新聞」，因為那才有趣。

李成賢：今天我們真正探討的問題是西方人和西方媒體對於中國的崛起存在著很多不確定的感覺，這種不確定性導致了大家的恐懼，而這種恐懼又控制了西方媒體報道中國的態度。我非常同意羅絨戰堆教授講的，應該尊重中國的文化習俗，尤其是中國人自己互相交往的方式，作為外國人需要去學習。

王希：我想給中國的政府提一個建議，希望中國政府能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說今天大家討論當中談到中西方媒體之間信息的流動實際上是不均衡的，這裡面出現的問題就在於很多人缺乏對於西藏完整的知識。作為中國政府來講，尤其中國政府現在已經越來越富有的情況下，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把藏學研究不光作為國內很重要的研究，也應該把它推廣到國外去，讓更多的西方人能夠接觸到這樣一種研究。實際上西方人的確需要一套新的知識結構、新的知識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