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學界﹐許多人是不屑於為報紙寫稿的。這固然取決於現行的學術體制﹐也與學者自身的素質有關。眾所周知﹐在申報科研成果､評定學術職稱時﹐報紙上的文章往往是不能算數的﹐因為這不是學術論文。如此一來﹐專家學者與人民大眾就失去一條很好的溝通渠道﹐其結果是老百姓不知道他們在幹些什麼﹐他們也不了解社會有什麼需要。與此相應的是﹐由於缺乏公眾基礎﹐專家學者們往往陷入自說自話的境地。時間一長﹐所謂學術論文就成了獵取功名利祿的敲門磚﹐不僅鮮有創見﹐而且八股味十足。這種狀況與五四精神是背道而馳的。因此﹐回顧一下傅斯年與《大公報》的關係﹐有利於改變這種不正常的狀況。 傅斯年（字孟真）出身於山東聊城的一個名門望族﹐其祖先傅以漸是清王朝建立後的第一個狀元。有清一代﹐傅氏家族在科場上得意者不計其數﹐官至封疆大吏者也不乏其人。比如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繼勛在安徽做官多年﹐李鴻章､丁寶楨都出自他的門下﹐因此山東傅氏有「開代文章第一家」之譽。傅繼勛之後﹐其子孫大多偏離仕途﹐以教書為生。在世人眼裡﹐傅家好像是開始走向衰落﹐正應了「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古話﹐但這未嘗不是他們蔑視權貴､潔身自好的最好選擇。父輩們對傅斯年影響很大﹐傅一生同情下層社會﹐憎恨貪官污吏﹐與這樣的家庭背景有很大關係。 傅斯年十來歲的時候﹐正好趕上廢除科舉制度﹐他也在時代大潮中進入新式學堂。然而即使是新式學堂﹐仍然是以讀經為主。對於當時的情況﹐傅斯年有這樣的回憶﹕「讀經乃全與現物隔開。上者剽竊乾嘉﹐下者死守高頭講章﹐一如用八股時……的笑話。」傅斯年一生鄙夷脫離現實的所謂學術﹐這是他後來經常為《大公報》寫稿的一個原因。如今﹐倘若大家還是死守高頭講章﹐不敢面對現實﹐不敢在報刊上講真話﹐就只能讓我們回到可笑的八股文時代。 傅斯年與《大公報》的關係﹐可以追溯他讀中學的時候。傅斯年的父親傅旭安﹐當年主持龍山書院時曾經資助過一位名叫侯延塽的學生。侯氏家境貧寒﹐勤奮好學。後來他考取進士﹐被授以刑部主事﹐便回鄉省親並拜望恩師﹐沒想到旭安先生已經去世﹐於是侯延塽發誓要把老師的兩個孩子培養成才。他看到傅斯年博聞強記﹐聰明過人﹐便想帶這孩子到大城市去讀書。侯與《大公報》創始人英斂之是好朋友﹐他路過天津﹐與英斂之等人談起傅斯年的情況﹐並把傅的幾篇作文拿了出來。英很欣賞傅的才華﹐勸他把這個孩子帶到天津。於是侯延塽趕回山東聊城﹐在徵得傅斯年祖父和母親的同意後﹐便把傅帶了出來。 傅斯年到天津時大約是十三歲左右。經過短期準備﹐他考入天津府立一中。剛入校時因為學生宿舍尚未建成﹐他還在英斂之家中住了好幾個月。在此期間﹐傅斯年竟然與比他大三十多歲的英斂之成了忘年交。他們談論的話題很廣﹐從讀書求學﹐到國內外大事﹐幾乎不所不包。學校的宿舍蓋好後﹐傅斯年雖然搬到學校去住﹐但每逢星期日和寒暑假﹐他總要看望英斂之。後來﹐英斂之的兒子英千里在回憶傅斯年時曾經寫道﹕ 他住在我家的時候﹐我同他並不很親密﹐因為在我一個九歲的頑皮孩子的眼裡﹐看這位十四歲的傅大哥是個魁偉而莊嚴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學除了溫習功課外﹐就陪著先父談論一些中外時局或經史文章﹐絕不肯同我這「小豆子」玩耍或淘氣﹐所以我對他只有「敬而畏之」的心理﹐雖然經過了四十年﹐我還沒有完全撇掉。 此外﹐英斂之的夫人既是皇室後裔﹐又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她似乎與胖乎乎的傅斯年頗有緣份﹐所以英千里還說﹕「先母是最喜歡傅大哥的﹐說他聰明而老成。我家是天主教徒﹐因此先母常給他講教義﹐並在星期日帶他進教堂。他雖然未入教﹐但是他一生對於教會人士好感﹐也未嘗不是因為受了先母的薰陶。」傅斯年與英斂之的交往﹐對於他在五四期間創辦《新潮》雜誌以及後來熱衷於文章報國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 傅斯年與《大公報》的再次交往﹐是在「新記」《大公報》誕生以後。辛亥革命後英斂之萌生退意﹐將報紙交給他人主持﹐自己全力從事宗教､教育､慈善等活動。 從此《大公報》每下愈況﹐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終於被迫停刊。第二年年初﹐英斂之溘然去世﹐正當這份報紙也要隨他而去的時候﹐吳鼎昌､胡政之和張季鸞將它買下﹐才使《大公報》起死回生。這一年冬天﹐傅斯年從歐洲留學歸來﹐擔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文科學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他辭去教職﹐專門從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籌建工作。史語所的工作重點之一﹐就是對安陽殷墟進行考古發掘。這是一項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的工作﹐但是在當時卻受到地方主義的阻撓﹐河南省圖書館館長何日章儼然以維護本地文物自命﹐散發傳單﹐斥責這是「既無學識﹐又無計劃」的舉動。一九三零年一月﹐《大公報》駐河南記者根據何氏傳單﹐以《發掘殷墟龜甲文》為題報道此事﹐對發掘工作多有歪曲。為了澄清事實以正視聽﹐傅斯年致信《大公報》﹐指出上述報道「係根據一方面之傳單而作﹐與事實完全絕對不符」（按﹕在台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王汎森､杜正勝編輯的《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中有該信原件﹐其中有「何日章君」四字﹐後改為「一方面之」）﹐《大公報》當即予以發表。在此之前﹐傅斯年還去河南進行調解﹐並宣傳這項工作的重要意義。事後他風趣地說﹐為了這件事﹐我把鼻子都碰癟了。當年考古組的負責人李濟也說﹕「這件事若不是傅先生辦﹐別人也辦不下來﹐而安陽的田野考古也就做不下去。」 傅斯年與《大公報》的進一步交往﹐是在一九三四年該報開闢「星期論文」之後。「星期論文」由學界名流執筆﹐第一批被邀請的學者有丁文江､胡適､翁文灝､陳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楊振聲､蔣廷黻等八人。據說開闢這個專欄是張季鸞與胡適的主意﹐當時張的想法有兩點﹕一是邀請名家撰寫「星期論文」﹐可以減輕他的負擔﹐因為他幾乎每天都要寫一篇社評﹔二是邀請自由知識分子加盟﹐有利於拓寬言路﹐擴大該報的影響。 據周雨《大公報史》轉引方蒙､謝國明的統計﹐從一九三四年一月到一九四九年六月﹐為《大公報》撰寫「星期論文」的作者有二百多人﹐共七百五十篇。其中發表「十五篇以上的﹐有胡適､傅斯年､吳景超､陳衡哲､陶孟和､張其昀､沙學俊､周太玄､何永佶､谷春帆､伍啟元」等人。另據《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著述年表》反映﹐傅斯年為《大公報》共寫「星期論文」二十二篇﹐佔數總的百分之三左右。這個數字僅次於他在《新潮》和《獨立評論》上的發稿量。《新潮》和《獨立評論》是他參與創辦的同人刊物﹐不能與《大公報》相提並論。換言之﹐在他為公共媒體所寫的稿件中﹐《大公報》佔絕對多數。 從內容上看﹐傅斯年的「星期論文」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國內政治﹐二是國際評論。關於前者﹐可以從《政府與提倡道德》（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一睹其風采。作者說﹕自民國以來﹐每屆政府都要制禮作樂﹐提倡道德﹐其結果不僅毫無成效﹐反而是徒增許多偽善。他認為﹐與西方國家相比﹐除了教會的作用外﹐中國人最缺乏的是國民訓練﹐而不是道德說教﹐是政治家以身作則﹐而不是政治口號。所以﹐政府如果對提倡道德真有興趣﹐那就應該在立法上引進公民契約論等近代社會的思想理念﹐在執法上培養服從公義､明辨是非的良知和良心。他強調﹕「在位者若真想提倡禮義廉恥﹐口號是沒有用的﹐只有自己做個榜樣﹐把自己所能支配的無禮﹐不義﹐鮮廉﹐寡恥之徒﹐一舉而屏棄之」﹐才能在提倡道德上有所成效。文章最後﹐傅斯年問道﹕在「國難之急﹐民困之極」的今天﹐「公務機關汽車之多﹐公務人員應酬之繁」令人咋舌﹐「不相干的事」比比皆是﹐「如此的政治榜樣﹐是能鍛煉人民道德的嗎﹖」傅斯年愛憎分明﹐疾惡如仇。我不知道所謂「不相干的事」是指什麼﹐但如果把這幾個字換成「公款吃喝嫖賭､公費出國旅遊」的話﹐那豈不是一篇聲討當代貪官污吏的檄文﹖ 至於國際評論﹐他曾寫過《今天和一九一四》（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八日）､《一喜一懼的國際局面》（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國際之淪落與復興》（一九三六年五月三日）､《天朝─洋奴─萬邦協和》（一九四四年四月二日）､《我替倭奴占了一卦》（一九四四年七月九日）､《第二戰場的前瞻》（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二日）､《羅斯福與新自由主義》（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等論文。傅氏並不是一位國際問題專家﹐但他的文章卻有視野開闊､搜羅宏富､論證嚴謹､判斷準確等特徵。究其原因﹐一是他有廣博的知識積累和觸類旁通的分析能力﹐二是在許多問題上他不像如今一些所謂專家似的﹐只會鸚鵡學舌﹐人云亦云。 我注意到﹐在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中﹐有張季鸞寫給傅斯年的一封信。這封信雖然未署年月﹐但是從內容上可以看出這是在《大公報》上海版創辦後寫的。再加上信末署有「二日」字樣﹐估計這封信與傅斯年的《國聯之淪落與復興》有關。該文發表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三日﹐為了避免侵華日軍製造口實﹐張季鸞對它有所刪節﹐故寫信進行解釋。從這裡可以看出張之敬業精神和他對作者的尊重﹐也可以發現《大公報》在外力逼迫下﹐要想申張正義是多麼艱難。 除了英斂之和張季鸞之外﹐傅斯年與王芸生的關係也很密切。抗日戰爭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對我說﹐他想寫一篇『中國官僚論』。他說﹐中國向來臣妾並論﹐官僚的作風就是姨太太的作風。官僚的人生觀﹕對其主人﹐揣摩逢迎﹐諂媚希寵﹔對於同儕﹐排擠傾軋﹐爭風吃醋﹔對於屬下﹐作威作福﹐無所不用其極。」對於傅氏高論﹐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寫入文章。王說﹕「這道理講得痛快淋漓。這段官僚論﹐的確支配了中國歷史上大部分的人事關係。」後來﹐傅斯年雖然沒有寫出這篇宏文﹐卻在抨擊孔祥熙､宋子文時表現出氣勢如虹的大智大勇。可悲的是﹐他們所說的這種狀況不僅至今沒有改變﹐反而還有蔓延的趨勢。 除此之外﹐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中﹐王芸生寫給傅斯年的那封信也值得注意。該書第二部分為「友人書信選」﹐收入張元濟､蔡元培､陳獨秀､汪兆銘､丁文江､蔣介石等的書信三十八通。從名單和內容上看﹐這些書信均彌足珍貴﹐可惜篇幅有限﹐每人只選了一封。王芸生的信寫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這正是我國歷史上最關鍵的時刻。因為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內部的腐敗和外來的侵略把我們這個國家推向了苦難的深淵﹐無論辛亥革命還是國民革命﹐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所幸抗日戰爭的勝利和聯合國的成立﹐才讓國人看到了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希望。在這性命攸關的歷史時刻﹐王芸生清醒地看到﹐要想讓希望變成現實﹐只有「民主憲政是一條坦途。」不幸的是﹐正當國內民主呼聲日益高漲﹐國家開始走向憲政的時候﹐世界範圍內的冷戰和東西方意識形態嚴重對立也開始形成﹐於是苦難深重的中國又面臨著新的危機。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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