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6月 17日﹐是大公報創刊 100周年紀念日。 1940年至 1949年﹐我曾在大公報工作﹐歷任記者､採訪主任､駐南京辦事處副主任等職務。

我的姑父是新記大公報的創始人之一､總主筆張季鸞。小時候﹐在姑父家住過﹐對他有些模糊的印象。 20歲參加工作﹐就進入了大公報。我在大公報開始記者生涯的最初一兩年﹐正是這位「文壇巨擘﹐報界宗師」（周恩來語）生命旅程的最後一兩年。在這段時間裡﹐我和姑父的直接接觸並不多﹐但身在大公報﹐耳濡目染﹐對姑父的辦報理念和辦報風格也略知一二。姑父這個人﹐一生除了嗜好昆曲以外﹐實在沒有什麼其他興趣愛好。他的心思全在辦報上﹐只有辦報﹐才是他人生的最大抱負和最大樂趣。而我和姑父有數的幾次接觸﹐都對我的生活道路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張高聯姻門當戶對

我 1920年出生於陝西榆林。我們高家在榆林是大戶﹐我的祖父弟兄五個﹐他最小﹐也最有出息﹐是清末的進士﹐在福建當過縣令。榆林還有一個大戶﹐姓張﹐和我祖父一輩的有個叫張翹軒的﹐也是進士出身﹐在山東當過縣令。榆林大概就有兩家進士及第﹐宅門前都豎了旗杆的﹐兩家有通好之誼。

我祖父弟兄五人共有三十個孩子﹐十八個男孩﹐十二個女孩﹐我父親高月軒﹐在男孩裡排行十四。我有個姑媽﹐叫高芸軒﹐在女孩裡排行第九。由於門當戶對﹐我姑媽從小就許配給張翹軒的小兒子﹐也就是後來鼎鼎大名的張季鸞。張季鸞和我姑媽 1908年成婚﹐是專門從留學地日本回來成婚的。兩人婚後關係很融洽﹐姑父出遠門﹐還要和姑媽擁吻告別﹐這事在家鄉傳為奇談。我的姑媽是姑父的第一位太太。但因為她不能生育﹐後來又染上了抽大煙的毛病﹐兩人的關係逐漸疏遠。姑父又聚過兩房太太﹐到了 50歲﹐第三位太太才生了一個兒子﹐就是士基弟。我的姑媽 1931年去世﹐姑父為她辦了三天喪儀﹐備極哀榮。

說起這件事﹐我要糾正一下徐鑄成先生在《報人張季鸞先生傳》中的一個說法。在那本書裡﹐徐先生兩次提到姑父的婚姻。一處說﹐「 1908年﹐張曾短期回國﹐主要是王太夫人（筆者按﹕指姑父的母親）生前曾為兒子訂了一門親﹐女家催迫甚亟。他回家完了『終身大事』後﹐……不到二個月﹐就別了新婚的李夫人和親友﹐啟程再次東渡。」另一處說﹐「季鸞先生先有李夫人﹐後在滬主持《中華新報》時娶王夫人。 1935年娶陳夫人筱霞女士﹐生了張先生唯一的兒子士基。」徐先生把姑父的第一位夫人說成姓李﹐第二個夫人說成姓王﹐都搞錯了。其實﹐姑父的第二個夫人姓范﹐是家裡的實權派﹐我們小時候也叫她姑媽的。

1926年 9月﹐姑父和老朋友胡政之､吳鼎昌一起接手已停刊九個多月的天津大公報。那時﹐我父親也在天津﹐當稅務局的一個小科長。 1928年﹐我八歲時﹐離開老家﹐隨母親遷居天津。在老家時﹐常聽我母親講起我的姑媽姑父﹐說姑媽是大家閨秀﹐長得很漂亮﹐熟讀《紅樓夢》﹐對紅樓故事滾瓜爛熟。姑父國學底子很深﹐以後留學東洋﹐學貫中西﹐寫文章下筆千言﹐倚馬可待。還讓我好好學習姑父。我對姑父自然十分景慕。

到了天津﹐在日租界四面鐘姑父家暫住一段。記得第一天到了姑媽家﹐姑媽就反覆告訴我們﹐不要大聲吵鬧﹐姑父有病﹐晚上還要做夜班﹐白天要睡覺。嚇得我和哥哥不敢做聲﹐乾脆溜到外面去玩。第二天見到姑父﹐果然是一個瘦弱文雅的書生﹐對人很和氣。所以﹐我很小就知道﹐姑父的身體不好﹐但他似乎也是一直上夜班。白天有時還要在家接待客人。他特別喜歡昆曲﹐看戲就是他最好的休息。戲院裡有他的專座。他還帶我和我父親一起去看過戲。看完戲﹐再去上班寫評論。那時﹐吳鼎昌､胡政之也寫評論﹐但由姑父最後定稿。後來﹐有了上海版､漢口版､香港版﹐幾個版的社評仍由姑父負責﹐他經常親自為這幾張報紙寫社評。以後我們搬到外面住﹐每逢春節﹐到姑父姑媽家拜年﹐他就摸摸我的頭﹐讓姑媽給我兩塊錢。我記得﹐即使過年﹐他也很少休息﹐吃完年飯﹐就匆匆離去﹐從沒有和大家一起守過夜。

介紹我去中央周刊

我先在天津上小學﹐後來在天津念了兩年中學﹐又到北平念中學。 1938年﹐華北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京津的大學都轉到西南西北﹐我就借了本家一位堂姐的證書去陝西城固上了西北聯大﹐插班念二年級。 1940年 6月﹐本來該畢業了﹐而且已經寫了畢業論文﹐但借證書的事「東窗事發」﹐被學校開除了。那年﹐我剛 20歲﹐下一步路怎麼走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姑父張季鸞。雖然那時我的親姑媽已經去世多年了。

在西北大學讀書時﹐我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中國抗日民主先鋒隊﹐因此﹐被開除後﹐學校的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幾次問我﹐準備去哪裡。當時進步學生有幾個地方可選擇﹐一是去延安。一是去傅作義的部隊﹐傅作義是有名的抗日將領﹐在青年中很有威信。還有就是去新疆。那時﹐盛世才在新疆大搞改革﹐請了不少共產黨人擔任重要職務﹐對青年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我卻想去重慶生活書店當編輯。為什麼呢﹖因為鄒韜奮領導的生活書店在我們這些年輕人中是個很神聖的地方。我有個同學畢業後去了生活書店﹐每月工資 20塊﹐在鄒韜奮領導下工作。他來過信。整天和我們這些年輕人崇拜的偶像在一起﹐多麼令人羨慕﹗何況那裡還有很多其他著名的文化人﹐去了能學不少東西。

姑父是新聞出版界泰斗級的人物﹐我從父母那裡得知﹐姑父和沈鈞儒先生關係極好﹐是莫逆之交﹐姑父年輕時曾得到沈鈞儒叔父的青睞﹐他去日本留學就是老先生親點的。如果姑父給沈先生寫封介紹信﹐到生活書店豈不是易如反掌﹖

那時﹐大公報已有重慶版﹐姑父也在重慶。在此之前﹐姑父去武漢創辦了大公報漢口版﹐由於條件艱苦﹐在漢口他舊病復發﹐身體每況愈下。但在武漢淪陷後﹐他仍以帶病之身﹐赴渝創辦新報。我給姑父寫了封信﹐說要到重慶來找工作﹐但姑父沒給我回信。我乾脆從西安出發﹐輾轉到了重慶﹐盤纏花得只剩下一塊錢。到了重慶﹐我找到了位於中山一路的大公報營業部﹐人家說張先生在南岸康心如家養病﹐不在報館。我說﹕「我是他的親戚﹐沒錢了﹐非找他不可。」後來﹐他們告訴了康家的地址﹐我按地址找到了姑父。

那一年﹐姑父 53歲。多年未見﹐姑父的身體更趨消瘦﹐氣色也很差﹐姑父問了問我的近況﹐說信收到了﹐問我打算怎麼辦﹖我說﹕「想上生活書店﹐您給沈鈞儒沈老寫個介紹信吧。」姑父沒說行﹐也沒說不行。我也不好多說﹐坐了一會兒﹐就告辭出來。臨走時說﹕「我一個錢也沒有了。」姑父就給了我五塊錢﹐叫我暫時住在大公報的宿舍。

我是「民先」成員﹐得轉組織關係﹐就拿著介紹信﹐找重慶「民先」的聯繫人､當時在時事新報當編輯的彭友今。彭友今問我預備上哪兒去﹐我說想到生活書店去﹐已經跟張季鸞說了。彭友今說﹕「好吧﹐有什麼消息告訴我。」

過了三天﹐一個在中央周刊工作的姓顧的來找我﹐一問﹐還是同鄉﹐我很奇怪﹐他來找我幹什麼呢﹖顧說﹕「不是張先生給我們老闆寫了封信嗎﹐說你要到我們那裡去工作。」我這才知道姑父想讓我去國民黨的中央周刊。中央周刊的老闆叫陶百川﹐在那裡當編輯收入很高﹐一個月 120塊錢﹐比在生活書店高六倍。後來﹐我知道這位姓顧的去中央周刊﹐也是姑父介紹的。姑父這個人很重鄉誼﹐他的八行書遍天下﹐當然沒有哪個地方不買帳。

默許我加入大公報

這下怎麼辦呢﹖我可是從來沒想過也實在不願意去國民黨的雜誌工作。可不去吧﹐又駁了姑父的面子。我想和組織商量一下再做決定。我就又去找彭友今﹐說﹕「姑父大概不希望我去生活書店﹐可我也不想去中央周刊。」彭友今說﹕「是不能去那種地方﹐你要求去大公報吧。」

過了幾天﹐我又去康先生家找姑父。一進門﹐王芸生先生也在。這些日子﹐我已經知道﹐由於姑父不把病當回事﹐他的病已經很重了。但他還是不肯徹底休息﹐只是不做夜班﹐也很少親自執筆寫文章了﹐重慶版的編務由王先生實際主持。姑父把我介紹給王先生。我跟王先生打了個招呼﹐然後告訴姑父說﹕「陶先生派人來了﹐要我去那裡工作。我不想到官方的雜誌去﹐就想去民間的報紙或雜誌。不然﹐我就到大公報吧。」姑父盯著我看了一會兒﹐還是不置可否。見他們還有公事﹐我只好退出來﹐回大公報宿舍等消息。

那一段時間﹐我閑著沒事﹐就去逛書店﹐手上的五塊錢差不多都買書了。反正住的地方不要錢﹐還有飯吃﹐倒也不著急。

又過了幾天﹐姑父的一個搞發行的侄孫找到我﹐說﹕「王先生讓我通知你來上班﹐你去找一下徐盈先生吧。」

徐盈是大公報的採訪主任﹐有名的記者。我很高興。馬上去找徐盈﹐徐盈不在家﹐他的夫人彭子岡在﹐她也是大公報的名記者﹐說﹕「我知道你﹐徐盈告訴我的。」子岡為人率直﹐無遮無攔﹐說﹕「你是救國會的吧﹖我是共產黨﹐我們是一家人。」我想﹐很可能我讓姑父給沈老寫信的事傳出來了﹐沈老是救國會的領袖﹐子岡就以為我是救國會的人了。其實﹐那時我還沒有參加救國會。一會兒﹐徐盈回來了。他說﹐王先生交代了﹐讓我跟著他跑新聞。

大公報﹐一向注重「文人論政」﹐「言論報國」。報紙每天都刊登時評﹐指點江山﹐臧否人物。而報紙的靈魂﹐實際就是張季鸞的思想和主張。那時候﹐由於身體的緣故﹐姑父每個禮拜只到報社來一次。有時單獨找王芸生和社評委員會們談話﹐有時接待朋友﹐有時把編輯部的人召集起來在一間屋裡﹐講講當前的時局。王芸生等人就從這些談話中﹐或直接得到指示﹐或間接受到啟發﹐執筆為文。但有些重要文章﹐姑父還是親自動手。比如﹐ 1941年 5月 23日刊登在大公報的著名社評《讀周恩來先生的信》就是臥病的姑父親自寫的。

我那時剛到報館﹐是小字輩﹐也參加了兩三次這樣的會。當然只是叨陪末座﹐聽姑父侃侃而談。我的印象是﹐姑父絕對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他對日寇侵華的厭惡和仇恨是發自內心的。他總是千方百計地想一些點子﹐找出一些題目﹐讓報紙做文章﹐鼓舞抗戰的士氣。但他不喜歡空喊口號﹐他總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場﹐靠著強大的邏輯力量﹐靠著縝密的推理﹐靠著帶感情色彩的文筆來打動讀者。姑父的身體很是羸弱﹐但講起時局來﹐還是口若懸河﹐並不像個病人。儘管病魔纏身﹐他還兩個月去一次香港﹐指導香港大公報的工作。

我就是這樣開始了記者生涯。大公報的人事原則是任人唯賢。我一個毛頭小夥子﹐一進大公報就當記者﹐當然托了姑父的福。但是﹐姑父最初是不希望我進大公報的。為什麼呢﹖是覺得我思想左傾﹐到國民黨那裡去謀個「正統」一點的差事更加穩妥﹐還是為了避嫌﹐不想把自己的親戚弄到報館來﹖姑父沒跟我解釋過這件事。一年多以後﹐姑父去世﹐這也就成了一個謎。但我知道﹐姑父雖然介紹許多人進了新聞出版界﹐但沒有介紹一個親戚進大公報的採編部門﹐我是唯一的例外。

出面搭救進步青年

我進了大公報以後﹐由於思想左傾﹐很快就和八路軍辦事處､新華日報的一些同志混熟了﹐其中和李普､魯明等人關係尤其密切﹐成了好朋友﹐經常一起出去採訪。

1940年 9月的一天﹐周恩來在黃炎培組織的形勢報告上做了一次演講﹐我聽了以後﹐很激動﹐就寫了一篇簡要的消息﹐登在大公報上。誰知這條小消息竟引起了周恩來的注意。消息發表的第三天﹐徐盈對我說﹕「我帶你去見一個人。」見誰呢﹖「見胡公。」胡公是共產黨內部對周恩來的代稱﹐因為周恩來那時留著大鬍子。聽說去見周恩來﹐我心裡很高興﹐但也有點緊張。

徐盈帶我到了「八辦」（曾家岩 50號）﹐我們一進門﹐周恩來馬上站起身﹐熱情地同我打招呼﹐接著問﹕「你是張季鸞的外甥﹖」我說﹕「是侄子﹐張季鸞是我的姑父。」顯然徐盈和新華日報的朋友已經向他介紹過我。他讓我坐下﹐關切地問我多大﹐家裡還有什麼人﹐還問﹕「你是學新聞的吧﹖」我說﹐「學經濟的。」「學經濟的﹐怎麼當記者呢﹖是受張季鸞影響吧﹖」我說﹕「我從小就崇拜他。後來在大學參加了『民先』﹐讀了點馬列主義的書﹐又辦牆報﹐引起了我對辦報的興趣。」這次見面給我印象很深﹐因為﹐這麼一個大人物﹐一點架子也沒有﹐倒像是熟人拉家常。臨走時﹐他說﹕「以後歡迎你常來談談。」後來﹐我與「八辦」和新華日報的記者來往更加頻繁﹐我獲得一些重要政治信息﹐也及時向他們透露﹐特別是周恩來的一些活動﹐我必爭取採訪。久而久之。就被國民黨視為親共的左派記者﹐一個危險分子。

皖南事變以後﹐國民黨限共﹐排共﹐新華日報和一些共產黨員上了黑名單﹐要撤退到香港。新華日報記者吳全衡臨走前給我留了一本書﹐書裡夾著一張條子﹐說我已經上了黑名單﹐要我小心。我沒碰到過這樣的事﹐就告訴了子岡。子岡說﹕「我也上了黑名單了。」我問﹕「你怎麼知道的﹖」她說﹕「 50號通知我了。」我說﹕「我也是 50號通知的﹐這個事情麻煩了。」子岡說﹕「不要緊﹐你跟我走﹐找王芸生去。」我說﹕「這個事可不能讓王芸生知道。」她說﹕「沒事﹐沒事﹐你放心好了﹐你聽我的。」我們兩個人就去找王先生。

那一段時間﹐王芸生也住南岸。到了王先生那裡﹐姑父也在﹐坐在一把椅子上﹐王先生坐著一張小板凳。王先生說﹕「你們有什麼事啊﹖」子岡說﹕「有個事想跟你談一談。」王先生說﹕「好好好﹐張先生在這兒呢﹐你們談吧。」子岡說﹕「我們當記者﹐哪兒不能採訪啊﹐怎麼上了黑名單了﹖我們還是大公報記者﹐不是共產黨﹐黑名單上有我﹐也有高集﹐報社管還是不管﹖」王先生還沒說話﹐姑父就對著我說﹕「我早就告訴過你們﹐做新聞工作要超脫﹐不能捲入政治活動﹐你們就是不聽。」他並沒有說子岡﹐只是對著我說﹐可能因為我是他的親戚。我看姑父面有慍色﹐沒敢多說話。王先生趕緊站起來﹐說﹕「你們兩位回去吧﹐我回頭再跟張先生商量一下。」

過了大概一個星期﹐日本的飛機來空襲﹐我到下城路新豐街 19號報館旁邊的防空洞去﹐姑父也在那裡躲空襲。他看見我﹐說﹕「你出來一下。」我跟他出了防空洞。他說﹕「你們的事情﹐我和陳布雷講了﹐他說沒有這個事情﹐大公報的記者不會上名單的。」我馬上把這個消息告訴子岡﹐我們吃了定心丸。後來有一回﹐我見到陳布雷﹐陳布雷問﹕「你就是高集吧﹖」我很奇怪﹐就問﹕「布雷先生﹐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他說﹕「季鸞先生跟我說起過你。」很顯然﹐姑父雖然不滿意我們傾向共產黨﹐但他也反對國民黨搞什麼黑名單。他要求報紙不偏不倚。但關鍵時刻﹐他還是親自出面﹐利用他的影響﹐保護了我們這些進步青年。

說起躲空襲﹐還應多說幾句。姑父那時住在康心如家﹐康家有很豪華的防空洞﹐旁邊就是蔣介石的別墅﹐也有很講究的防空洞。但每次躲空襲﹐姑父都是坐著他那輛很小的臥車﹐到大公報的防空洞來﹐和報館的同人呆在一起。他一來﹐大家都高興地站起來讓座。我想﹐他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傳遞給我們兩個信息﹐一個是大公報是大家的﹐他在最危險的情況下﹐不會離開大家﹔二是大公報是獨立的民間事業﹐他平常可以在朋友家養病﹐可以和官方人物打交道﹐但關鍵時刻﹐他一定要和事業同生死﹐共患難。

為大公報鞠躬盡瘁

我進大公報以後﹐姑父有一件最得意的事﹐這就是大公報得了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榮譽獎章。

密蘇里希望學院獎﹐是一種很高的榮譽。此前﹐東方只有日本的朝日新聞和印度的泰晤士報得到過這個殊榮。 1941年 4月﹐大公報收到密蘇里新聞學院的來函﹐認為「大公報刊行悠久﹐代表中國報紙﹐繼續做特著之貢獻。」「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於國內輿論者至巨。」「大公報自創辦以來之奮鬥史﹐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異彩﹐迄無可以頡頏者。」那些日子﹐報館上下像過節一樣高興。 5月﹐還專門開過慶祝會﹐姑父在會上講了話。

但兩個多月以後﹐姑父的病情加重﹐每日高燒不退。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仍在病榻上指導報館工作﹐時常對王芸生耳提面命﹐使大公報對時局屢有建言。一直到 8月 31日才住進中央醫院治療。

我當時正年輕﹐整天忙於工作﹐不知道姑父已經住院。有一天﹐新華日報的魯明來大公報找我﹐說﹕「胡公找你﹐叫你去看你姑父。」我問﹕「我姑父怎麼了﹖」魯明說﹕「住院了﹐你也不去。」我說﹕「什麼時候住的院﹖我不知道啊。」魯明告訴我﹐胡公去醫院看張季鸞﹐知道我沒去。說我太不像樣了﹐胡公還叫我一定得去﹐押也得押著我去。我趕緊和魯明一起去了醫院。一進醫房﹐就看到國民黨政府的衛生署長站在那裡。他聽說我和張季鸞的關係﹐很客氣地告訴我﹐蔣主席昨天來看過張先生。

姑父躺在病床上﹐已經危在旦夕。我握住姑父的手﹐心裡很難受。說實話﹐當時我太年輕﹐根本不懂得姑父的價值﹐只是覺得他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博學的人﹐一個大文豪﹐一個為了事業不要命的人。天不假年﹐現在他再也無法為自己的事業繼續盡力了。我說了一些安慰的話﹐又呆了一會兒﹐就起身告辭。誰知第二天﹐也就是 9月 6日﹐報界的一代宗師闔然長逝。 9月 26日﹐重慶各界為姑父舉行公祭﹐從早至晚﹐人群絡繹不絕。國共兩黨要人蔣介石､周恩來等親到靈前弔唁﹐輓聯輓幛﹐掛滿靈堂﹐社會各界都對姑父的一生給予極高的評價。如此盛況﹐除了國民黨元老林森以外﹐沒有第二個人可以相比。

他是個真正的報人

姑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報業老闆﹐而是個真正的報人。

以他的見識､學問和社會關係﹐特別是蔣介石對他的器重﹐他要混個官當當﹐實在是太容易了。但他不願當官。早年﹐他曾當過孫中山先生的秘書﹐後來也短暫就任鐵路方面的官員﹐但他志不在此。一旦有機會辦報﹐就會毅然辭去其他職務﹐義無反顧地投入報業。因為﹐他認定﹐報紙在一個社會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它要忠實地記錄歷史﹐要真實地反映輿情﹐要影響社會的發展。 1926年﹐他和胡政之､吳鼎昌接手大公報﹐約定三人不得當官﹐如當官﹐必須退出大公報。吳鼎昌後來當了官﹐姑父和胡政之此後始終是一介平民。

姑父和蔣介石的關係是很特殊的。 1927年﹐他寫文章罵過蔣介石﹐蔣介石不以為忤﹐後來還待他以「國士」之禮﹐他有知恩圖報的想法。但他不沾蔣介石的光﹐一輩子辦報。 1935年﹐姑父回鄉省親﹐蔣介石派人送一萬元作路費﹐他拒受﹔ 1941年﹐他病重時﹐借住在老朋康心如家﹐不住政府的賓館。蔣介石又贈一萬元﹐他還是不要。他定的「四不」﹐自己是信守不渝的。越是如此﹐蔣介石對他越是十分敬重。他死後﹐蔣曾兩次弔唁﹐三次謁墓。這對於蔣介石﹐是絕無僅有的。

解放後﹐范長江曾告訴我一件事。有一年﹐蔣介石大宴群僚﹐還請了一些外國大使﹐時間已到﹐還有一位客人未來。大家不知是位什麼重要人物。忽然﹐蔣介石陪著一位身著布履長衫的小老頭進來﹐並讓上主賓席。蔣向大家介紹﹐這位是張季鸞張先生﹐道德文章﹐名滿天下。席間﹐還不斷為姑父布菜勸飲﹐讓那些大員們錯諤不已。

姑父生前﹐只拿大公報的薪酬﹐年終可拿盈利分紅﹐養家無虞﹐但並無厚蓄。特別是他這個人樂善好施﹐家鄉來的青年學子或親友的孩子﹐找他幫忙就業﹐他都寫信﹐讓朋友安置﹐還送錢接濟。我有一個堂姐﹐當時在北京文理學院念書﹐沒錢用﹐他就讓她給大公報寫些稿子﹐每月給二十元稿費。

他死後﹐安葬西安﹐大公報領導及蔣介石等社會名流都去西安參加葬禮﹐他的續弦陳筱俠和兒子張士基也隨同去西安守陵。過了一個時期﹐胡政之讓我去西安把他們接回重慶交由胡政之安置。

大公報在中國新聞史上的地位﹐是自有公論的。而正是在張季鸞､胡政之時代﹐大公報達到了它的巔峰。抗戰時期的大公報﹐在張季鸞先生的主持下﹐堅決反對各種投降議和﹐堅持全面長期抗戰的觀點﹐這種政治態度是異常鮮明的。他親自執筆和指導別人撰寫的大量社評﹐都反映了這一點。而做為報紙的社評﹐思想的深刻﹐說理的透徹﹐文筆的老到﹐一時無人能望其項背。至於他關於大公報的「四不」﹐是他對一張民間報紙的獨特理解﹐他也基本上是這樣做的。大公報並非國共兩黨的機關報﹐它不可能完全站在共產黨一邊﹐也不可能完全站在國民黨一邊。雖然蔣介石尊姑父為「國士」﹐但姑父並不拿國民黨和蔣介石的一文錢。對國民黨的官僚政治和腐敗行為也多有抨擊。這樣的報紙﹐力求體現一種民間的立場。應該說﹐這樣的辦報理念﹐還是有著合理的成分﹐也是需要認真分析總結的。（張寶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