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公報》相知半個世紀有餘﹐收穫良多。除了從各個版面獲得無數的精神食糧外﹐在交往過程中還有機會認識好些良師益友。《詩經》有云﹕「既醉以酒﹐又飽以德」（《大雅·既醉》）﹐誠然。任何一個機構﹐其人事狀況往往反映了她的本質。作為愛國報紙的《大公報》﹐這一點是很突出的。 在報慶的時候﹐回憶《大公報》部分師友的身教言傳﹐至今懷念無窮﹐感激不盡。至於友誼的長存﹐更不用說了。 話要從一九四七年說起。當時在廣州﹐與那裡的新聞界略有接觸。國民黨的高壓統治﹐使相當大部分新聞工作者和文化人有強烈的進步傾向。認識的一位是筆名「麥叔」的名記者李興恩。他知道筆者將於四八年去香港﹐說﹕「《大公報》即將在香港復刊。我介紹你找名詩人周為﹐他原名陳凡﹐又是名記者。」 詩人周為或是名記者陳凡都是心儀已久的。李興恩為什麼要我找他﹐原因記不起了﹐大概頗有些「菟絲附女蘿」的意思。因為其時的「文藝青年」見到詩人作家都是嚮往之的。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到了香港﹐可能沒有適當的關係﹐很久以後才認識陳凡先生﹐那已經無須由李興恩介紹了。而由於工作需要﹐最早接觸的是費彝民先生。 費彝民先生被尊稱為「費公」是後來的事﹐但當時已經普受敬重。他是一位奇才。對報館的領導很有辦法﹐不待門外漢饒舌。我們所知的是他在社會各個層面所起的聯繫､團結､溝通的作用﹐似乎遠超乎辦報的範圍。他有一個特點﹕記憶力極強。新的場合﹐碰到新的朋友﹐一次介紹﹐他可以過一些時間認出每一個人﹐很少差錯。這不只使人們印象深刻﹐重要的是這對於他開展人的工作有利。費公在我們心目中是非常活躍的社會活動家﹐從上層到基層他都有許多好朋友。即使後來貴為人大常委﹐經常接觸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他仍然沒有架子﹐謙虛謹慎﹐絕非「一闊臉就變」那一類人。他對事物的細緻關心也是十分突出的﹐業務如是﹐朋友亦如是。筆者偶爾投稿《大公園》﹐並不是很多人知道﹐事實上也無足掛齒。但有時碰見﹐他會知道你是作者﹐又加以獎掖。這似乎是小事﹐卻不是許多領導人所能做到﹐其難能可貴正在於此。 因為投稿以及在文化圈子內的活動﹐和陳凡先生有所交往。他的文人氣質比較重﹐作為副刊的負責人是很合適的。直到今天﹐《大公園》仍然是本港報刊中唯一具有傳統風格的以文化為主要內容的副刊﹐這應該是陳凡先生奠定的基礎。陳凡先生新詩､舊詩､散文都是能手﹐但在武俠小說高潮的時候他也乘興寫過一部﹐在報上連載。他自己說﹐嘗試過之後﹐由於精力､時間所限﹐就沒有再寫了。 和陳凡先生並稱《大公報》才子的有嚴慶澍先生﹐他後來主要負責《新晚報》的編務。為人所知的他是一位多產作家﹐以唐人筆名所寫的《金陵春夢》從連載到出版單行本都風靡一時﹐其他不同類型的小說﹐長篇､中篇､短篇﹐只要報刊有需要的﹐他都寫﹐快而佳。他的家庭負擔很重﹐相信也是「多產」原因之一。當時作為愛國新聞工作者﹐收入微薄﹐生活是很艱苦的﹐他努力筆耕或者是實逼處此。嚴慶澍先生為人爽朗豪邁﹐友儕之間無所不談。由於他解放前在南京做記者﹐後來又到過台灣﹐見多識廣﹐接觸各種人物､事件﹐有時頗有聽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之感。但也許這種「豪氣」使他在某些方面顯得放縱﹐比如喝酒﹐平日不一定喝得很多﹐工作和寫作都不容許﹐可是「酒逢知己」的時候﹐海量就來了。有一回內地一個藝術團來港﹐在歡宴席上﹐他一高興﹐喝了二十四杯茅台。雖然是小杯﹐已經使人們既佩服﹐又擔心。擔心是有道理的﹐不久之後﹐他的身體便崩潰了。不能再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日常工作也只得放下。到了後期﹐臥病醫院﹐健康情況江河日下。去探望他﹐抓著我的手放在胸間﹐流著淚說﹕「我很難過﹗」可見他很不甘心﹐也許可以說﹐未能目睹祖國完成統一大業﹐是不瞑目的。 相當長期主持副刊編務的是楊曼秋先生﹐一位和藹的長者。他善於聯絡作者﹐為了組稿也為了聽取意見。差不多每一個月﹐他都約我在報館附近天樂里的一家餐廳喝咖啡﹐上天下地﹐無所不談﹐對這個時期副刊的內容及版面安排交換看法。即使對某一問題有不同見解﹐他都是笑嘻嘻地回應﹐而在這笑嘻嘻之中﹐便使我頗有得益。他也寫小說﹐筆名是池滿秋。晚年退休後﹐受腎病折磨﹐長期要「洗腎」。幸而當時報館負擔了相當一部分醫藥費﹐否則他只靠十分有限的退休金﹐無論如何承受不起。在最後的日子裡﹐談到報館對有病老職工的照顧﹐他還是很感激。 採訪部也有一些好朋友﹐其一是黃學堯先生。此君個子不高﹐頭顱特別長﹐很有「壽星」的長相﹐可是他偏偏不壽。應該只是中年﹐一天正在報館工作﹐忽然倒下﹐送院已搶救不及。學堯先生為人忠厚誠懇﹐對事業負責﹐他採訪的方面與筆者頗有關係﹐所以有機會接觸﹐對他工作的勤奮﹐作風的良好﹐觀點的正確﹐立場的鮮明﹐深有感受。他本來可以對愛國新聞事業作更多的貢獻﹐而天不假年﹐惜哉﹗ 另一位是黃子平先生。子平是我在抗戰早期的初中同學﹐也是香港新聞界最早的相識﹐因此香港重逢﹐特別高興。子平為人兢兢業業﹐勤勤懇懇﹐沒有野心﹐不計較任何性質的工作。他長期在採訪部﹐後來相信因為與地區網絡熟悉﹐調去發行部門﹐一樣做出成績。退休之後﹐街上碰到他﹐告訴我「重操故業」﹐是到另一家報刊協助發行。直到若干年前辭世。 《大公報》報慶﹐編輯囑寫一些有關的東西﹐姑寫此文以應命。 作者註﹕此文所記的諸位先生﹐均已作古﹐寫出來較少顧慮。至於今健在者﹐不敢妄議﹐因為他們可能提供的貢獻﹐未宜管窺蠡測﹐更遠不到論定之時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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