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罵大幫忙」這頂十分沉重的政治帽子壓在《大公報》頭上﹐已經半個多世紀了﹐至今還流傳於人口。幾個月以前﹐還有人寫文章﹐指責《大公報》反共。一個多月以前﹐還有人在文章中嘆息說﹕「『文革』開始至今三十餘年過去了﹐某些人硬加給《大公報》的『小罵大幫忙』的帽子至今還沒有摘下去」。可見並不是我危言聳聽﹐而是眾口鑠金﹐積重難返。現在是該徹底摘掉這頂帽子的時候了。

罵國民黨時候更多

先說罵。《大公報》對國民黨不光是小罵﹐也有大罵。有時甚至是怒罵､憤罵和痛罵。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發的那篇譴責國民黨政要及其家屬用飛機運「箱籠洋狗」的社評《擁護政治修明案》。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發的那篇痛斥重慶當局燈紅酒綠罔顧河南災民疾苦的社評《看重慶念中原》﹐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發的那篇痛斥貪官和奸商們的社評《為國家求饒》﹐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發的那篇要求殺「權相」斬「敗將」的社評《晁錯與馬謖》等﹐就都不是小罵﹐而是大罵。而且是出自肺腑的真罵﹐不是假罵。憂國憂民之心﹐溢於言表。其中《看重慶念中原》那一篇﹐還因此受到國民黨當局的處分﹐被勒令停刊三天。考慮到國民黨當局對報刊言論的嚴厲限禁和迫害﹐能夠如此堅定的站在人民的立場﹐為民族和國家的利益﹐不畏強御﹐不屈從於權勢﹐鐵骨錚錚﹐克盡言責﹐不但沒錯﹐而且難能可貴。

《大公報》也罵共產黨。這是因為《大公報》是一群以文章報國自詡﹐以文人論政為標榜的知識分子創辦起來的報紙﹐他們以「四不」為辦報的方針﹐對中國的各個黨派﹐自然都會有所批評和指摘。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對共產黨的罵﹐多數情況下﹐是罵錯了。一九三六年寫的《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一九四一年寫的《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一九四五年寫的《質中共》﹐一九四六年寫的《可恥的長春之戰》等﹐就都罵錯了。錯的原因比較複雜﹐有的是由於社評撰稿人階級和認識的局限﹐有的是由於情況不明﹐接受了國民黨當局的誤導﹐此外還有張季鸞個人對蔣有感恩圖報思想等原因。《大公報》不是共產黨的機關報﹐也不是左派的報紙﹐這些社評的撰稿人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能要求他們完全接受共產黨的觀點。出點錯誤和偏差﹐是正常的。認識了﹐改正了﹐就行了。應該給以寬容和諒解﹐不必死揪住不放。

如果說國共兩黨都罵過的話。兩罵相比﹐《大公報》罵國民黨時候更多一些﹐也更經常一些。從一九二七年的《蔣介石的人生觀》罵到一九四九年的《迎上海解放》﹐罵了足足二十二年。

幫共產黨的忙更大

再說幫忙。《大公報》確實給國民黨幫過忙。西安事變的時候幫過﹐抗日戰爭時期幫過﹐解放戰爭時期開始的一個階段也幫過。但要作具體分析。有的忙是幫錯了。傷害了人民的利益﹐該認賬﹐也該打板子﹐有的忙則是該幫的﹐不當視為罪狀。例如﹐過去把《大公報》在抗日戰爭時期提倡的「國家中心論」和「擁蔣」的言論﹐都視為為國民黨幫忙。這就不妥了﹐當時提「國家中心論」和「擁蔣」﹐都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是為了抗日。當時所有抗日的力量都不能不擁有「擁蔣」的名義。我們的八路軍､新四軍﹐拿的就是國民黨的番號。毛主席在重慶談判結束離開重慶前的告別宴會上講的最後一句話﹐就是「蔣委員長萬歲」。《大公報》的這一類幫忙﹐如果是為了堅持抗戰到底﹐就不能說是幫國民黨的忙﹐而是幫國家的忙。

尤其不能忘記的是﹐《大公報》不僅幫過國民黨的忙﹐也大大的幫過共產黨的忙。第一個派記者去蘇聯採訪﹐向中國讀者介紹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真實情況的﹐是《大公報》。第一個派記者去邊區﹐向全國人民報道中國工農紅軍萬里長征的真實情況和邊區建設情況的﹐是《大公報》。對共產黨的報道﹐《大公報》始終尊重事實﹐不抹殺﹐不歪曲﹐不捏造﹐採取了客觀或比較客觀的態度。這其實也是一種幫忙。不少讀者由此獲知共產黨的政策和言論主張﹐了解了革命的形勢。毛主席是因為看了《大公報》有關劉志丹的報道以後﹐才決心率領紅軍去陝北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不少在長征中掉隊的紅軍﹐也是在看了《大公報》的有關報道以後﹐知道了部隊的去向﹐趕上了隊伍的。《大公報》始終以無黨派為標榜﹐報社內部沒有一個國民黨員﹐一旦發現某人有國民黨方面的背景﹐立即開除。但是報社裡確確實實有不少地下的共產黨員。報社的領導層﹐對有些黨員的身份十分清楚﹐卻故作痴聾﹐予以保護。新聞版面上﹐十分之六七是同情和支持共產黨的報道﹐採訪記者多數是左派﹐一部分居中﹐極少右派。編輯部內﹐從領導層到一般工作人員﹐對國民黨持批判譴責和嘲諷態度的居多﹐說共產黨壞話的很少。在國民黨當局發動內戰﹐強迫國統區內的各種媒體稱共產黨為「共匪」的時代﹐只有《大公報》公然抗命﹐仍然堅持稱「中共」和「共軍」。毛主席在接見《大公報》記者時說的「只有你們《大公報》把我們當人看」﹐就是對《大公報》的以上言論行動的肯定。這也是一種幫忙。

《大公報》是沒有黨派的。如果說她對某一個黨派有所謂的「大幫忙」的話﹐那麼﹐她們的更多的「忙」﹐是幫了共產黨﹐而不是國民黨。

這裡就涉及到中國革命史上如何看待中間勢力的問題。這個問題是胡繩同志晚年首先提出來的。他所說的中間勢力﹐從階級看﹐指的是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從職業看﹐指的是農民､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他認為從人數看﹐「國民黨只是一小撮﹐我們的人也很少﹐實際上中間勢力佔的是大多數」。他認為中間勢力的特點﹐「就是動搖､不斷分化。分化的結果﹐大多數站到共產黨一邊﹐站到國民黨那邊的也有﹐但很少」。他認為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勝利﹐「是因為我們黨把中間勢力拉過來了﹐如果中間勢力都倒向國民黨﹐共產黨就不可能勝利。」（參看《百年潮》二零零一年第五期《胡繩關於撰寫〈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一書的談話》）。應該說﹐解放前的《大公報》就是中間勢力的代表。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在內﹐都為爭取《大公報》這一中間勢力的代表作過大量的工作。《大公報》被爭取過來之後﹐又通過她的評論和報道﹐幫助共產黨爭取到了更多的中間勢力的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公報》對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有著特殊的貢獻的。無論如何﹐再也不該把「小罵大幫忙」這個惡謚強加在她的頭上了。

恢復北京《大公報》

最後還有一個呼籲﹐就是立即恢復北京《大公報》的出版﹐全國解放後《大公報》在天津､上海､北京都出版過﹐其中北京版出版了十三年﹐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才被迫停刊。一九七八年以後﹐「文革」期間被迫停刊的報紙幾乎全都恢復出版﹐向隅的只有一家﹐就是北京版的《大公報》。據說主管部門曾經考慮過復刊的問題﹐後來因為有人重新提出《大公報》曾經戴過多年的「小罵大幫忙」的那頂帽子﹐遂被擱置。現在是該重新考慮的時候了。中國有二千多家報紙﹐但出版過百年﹐在新聞史上有過重大影響﹐在全球華人傳媒界有著崇高聲望的﹐只有《大公報》這一家。這是中國新聞界含金量最高的一個世界級的品牌。讓這一品牌的北京版永遠消失﹐不僅是《大公報》的損失﹐也是中國新聞事業的損失。希望主管部門重新考慮她的復刊問題。幸甚﹐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