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霖）﹐一八八九年出生於四川成都。是官府家庭出生。父親在安徽做官。幼年就學安徽高等學堂﹐十八歲自費到日本留學﹐進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系。一九一一年二十三歲畢業回國後在學校任教﹐法院工作﹐也當過律師。最早進入報界是在「大共和報」任編輯。一九一七年他曾早先在天津大公報任經理和編輯。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他曾代表大公報參加採訪﹐這是中國參加該會的唯一記者。他也是第一位揭露賣國的「二十一條」內幕和報道「巴黎和會」的記者。會後訪問英､法､瑞士等國。他曾是國民政府參政員﹐但有名無實﹐未參加議政。他訪問過英､美﹐出席過一九四五年舊金山聯合國創建大會。

一九二一年在上海胡政之主辦「國聞通訊社」﹐又創刊「國聞周報」。他和吳鼎昌､張季鸞﹐三人在未接辦大公報之前﹐他們已在「國聞周報」時就交往﹐吳､張二人也為該報寫文。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國聞周報」停刊﹐生存了十三年左右。該報是一份嚴肅的時事性刊物﹐保存了重要史料。因為「國聞通訊社」曾是一九二六年創辦大公報（新記）的「母體」﹐也是一九二六年時大公報的「班底」。上海大公報的一部分成員來自「國聞通訊社」。大公報開創時三人﹐吳已在一九三五年離開﹐張在一九四一年去世﹐胡政之成為後來大公報的主政者和當家人﹐並把大公報的發展推向了鼎盛時期。他在一九四九年病故﹐時年六十一歲。

胡政之先生把畢生精力放在報業上﹐他的經營魄力﹐辦事的幹練﹐培養人才的眼光﹐都為大公報的事業﹐起到決定的作用。過去報界講﹕大公報「三巨頭」﹐是吳鼎昌的「錢」﹐張季鸞的「筆」﹐胡政之的「管」﹐就是指胡在經營上的能力。後來在新聞界又流傳了「王芸生就是大公報﹐大公報就是王芸生」的說法。這是指張季鸞離去後﹐王芸生先生（一九零一─一九八零）任大公報館總編輯時寫的社評､論述﹐代表了大公報的基本態度﹐報刊的立場和風格。而確切地講「胡政之就是大公報」是指他苦心經營﹐對新聞事業的執著﹐對大公報的功績﹐奠定了大公報的基業。

大公報的經營性質﹐不是私人老闆經辦的報紙。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吳､張､胡就是三人集資而取得大公報的經營權。以吳的資金為主﹐其他二人為次。由於胡先生考察過歐洲社會﹐又了解日本報業上的管理﹐吸取先進的長處為我所用。成立了「大公報館股份有限公司」﹐設常委董事會﹐所以講是民營性質的一份報紙。是比較民主和先進的方式。胡政之先生曾講過﹕「民國十五年起﹐我們接辦大公報﹐當時有人批評我們不會幹得長﹐但我們居然幹了這麼久。勝利後常委董事會決定把人的基礎擴大﹐我們可以稱之為民主的基礎。有特殊勞績的同人﹐可以得到榮譽股（指配送股份）。就是希望這個事業成為大家的事業」。「中國人常有一個壞習慣﹐就是往往把一件事情看成一個人的﹐我們應該把事業弄成民主化﹐大家來負責」。「我們報館的這種做法﹐不但中國報界無此先例﹐就是世界報界也無此先例。因為我們的事業不是傳給子孫﹐而是要大家來負責。我們不把事業當私產﹐我們要把它弄成一件很新﹐很理想的事業」。他對事業的抱負﹐他在大公報的辛勤經營﹐「無我」的品格﹐凝聚了大批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盡心盡職去辦好報紙。他反對報館為一人所佔有﹐他說﹕「把大公報與胡政之合做一塊﹐我是不願意的。」「我不是資本家﹐尤其不願做資本家﹐我們從事新聞事業必須有抱負﹐有遠大的理想﹐大公報創辦時雖是三人﹐如今擴大了﹐高級幹部﹐都有了股權﹐連服務多年而有勞績的工廠同人也不例外。」「這事業非少數人的﹐英､美的報館都在資本家的控制下﹐我們大公報卻相反。自創辦以來﹐無人懷有別的企圖﹐大家應當把大公報作為自己的事業看﹐然後才有長足發展。」

大公報能經久不衰的辦下去﹐首先在管理制度上是進步的﹐是民主化的經營方式。胡政之的目光在當時的報界中﹐也不同於別人﹐他說過﹕「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勃發以來﹐精神上實日顯著進步。而世界經濟的潮流﹐復使中國必須工業化､科學化､民主化及社會化。」看得很遠﹐所以他對大公報的經營方向也看得遠。他實行了「對於職工福利﹐頗有設備﹐創建養老保險諸基金﹐專款存儲﹐使職工不憂老病死亡﹐照章程分配紅利」等措施﹐這在舊中國也是十分文明﹐少有的。他對員工講﹕「大公報是一個大家庭﹐又是新家庭。」以報館為家﹐熱愛報業。他認為﹕「辦報是社會事業﹐是為公眾服務的。」他主張大公報「不以賺錢為目的﹐一切開支自給自足」的辦報方向。胡政之先生在大公報主持工作二十幾年﹐「前十年是我自己經營﹐後十年已放手同事們幹了。」

在經營管理上培養新人﹐共同參與報館的管理﹐胡政之先生的處世為人也值得稱道﹐他主張﹕「做人､做事應以人格素養取得別人尊敬」﹐「不要以優越使人難堪」﹐尤其在報業上「作報需要人格的修養､學術上的修養和整體的進步」。「反對官僚作風﹐平等待人﹐對人和悅﹐更不可超人一等」。他認為報人尤其是編輯､記者既稱「無冕皇帝﹐就必須律己﹐公正才能樹立在讀者大眾權威的形象」。這對後來的報人是值得反思的。新聞界前輩的優點﹐更值得後人借鑒､學習的。這或許也是大公報「不私」的報訓﹐所反映的一面吧﹗

胡政之先生在談到大公報歷史時﹕「大公報復刊之日起﹐民國十五年﹐正值國民革命軍北伐﹐當時在北方軍閥統治下﹐做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那時一般書生是瞧不起軍閥﹐因為他們無知識。當時對付他們﹐嬉笑怒罵的文章寫過不少。親見軍閥統治下﹐人民的痛苦之狀﹐希望革命軍早日除解人民苦難」。「國共決裂之後﹐大公報所受壓迫厲害極了﹐配給洋報紙（白桶紙）﹐我們無法獲得較多數量﹐不得不買高價黑市」﹐「事業在這樣的國家環境裡﹐怎能不細密､謹慎､奮鬥」﹐「抗戰八年﹐艱苦支持」。對當時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社會「經營報業是艱苦的﹐外匯不斷跳躍﹐國幣不值錢﹐生活指數月月增高。管理事務的人﹐原來一年分二次預算﹐現在三個月一算了」。「國家經濟在走下坡路﹐政治腐敗﹐報業不過是社會事務的一部分﹐受的影響也夠大的」。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裡﹐大公報的同人﹐仍堅持下去﹐把事業辦好。「我們不受環境支配﹐自己打點主意﹐為了保存和維持報業﹐同舟共濟」。在黑暗年代裡﹐報館同人﹐走過坎坷﹐堅持辦報﹐在最困難時基本上個人無收入﹐共同為了報館的生存﹐眾心一致﹐共度難關。在一九四八年報業在困難中求生存﹐時局動盪﹐胡先生提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家和萬事興﹐『和』是成功的要素」﹐他看到﹕「歷史上的教訓﹐凡成功的莫不『和衷共濟』﹐不能上下離心﹐各有心計」﹐他講大公報「有四個館﹐彼此間要休戚相共﹐風雨同舟」。

除了在經營管理上的困境可以通過大家來克服﹐但作為一份以言論為主的大報﹐既要為了自己的事業不受損敗﹐長久發展﹐又不能背離廣大讀者大眾心中的期盼﹐也就是要揭露黑暗﹐抨擊社會﹐為大眾呼籲的立場。在文筆上的技巧應用得費盡腦汁﹐他要求「批評別人﹐千萬別具體﹐太尖刻﹐概括籠統一點﹐布局周密﹐對此道我們研究有素﹐最會講究技術」﹐「我們字斟句酌﹐布局周密﹐別人無法抓著錯處。」在今天的青年報人眼中可能態度不鮮明﹐文章不激憤﹐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要使事業上不受挫敗﹐不能不考慮經營和寫文上的策略。胡先生當時已告訴青年記者﹐勸他們「不能求痛快﹐過去二十幾年多少同人心血而成功的事業﹐誰也不能求一時痛快而毀掉她﹐我們必需細水長流﹐頑強努力﹐試想大公報如垮台了﹐中國可有第二個大公報」。「同事中有初出校門的﹐對中國政治認識不清﹐青年記者﹐初出活動﹐當然滿腔政感﹐但應知道自己處在什麼國家﹐什麼時代﹐不能以文章求痛快﹐以鳴高﹐中國沒有民主﹐自由尚待爭取」。「我們的言論並非不負責﹐因為向遠大處看﹐我們的使命重大﹐不能隨便犧牲﹐應當妥慎應付環境﹐免於事業有損」。

在大公報百年的今日﹐之所以能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而存在､延續﹐可見當時的老報人幾經風雨﹐歷經滄桑。而他們早已離開了人世﹐留下了事業。這或許是新聞界前輩們所講「中國社會的人生觀最重要﹐看得遠一點」和「在精神上要有涵養」所帶來的結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