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年时期的黎东方

　　月前在本栏介绍专研明末清初历史的学者谢国桢时，提及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读过他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而除此之外，还有多款二手参考书，当中以黎东方《细说明朝》最为有趣。

　　有趣？这种感觉乍听来似乎与写史或读史之事永远无缘。史真的可以写得有趣，读得有趣？答案是，有的。你只消翻阅黎东方以“细说”体裁写的历史，定必感到轻鬆流畅、明快幽默、意趣盎然。为什麼他可以把本该枯燥乏味的历史写得生动有趣，看之不厌呢？要了解他如何有这般能耐，得从他的成长说起。

　　留学法国 中西兼擅

　　黎东方（一九○七至一九九八），本名智廉，原籍河南，生於江苏，父亲是举人公。也许是幼受薰陶，他早年读了很多古书，为未来的学习打下稳固基础。及长，他考进清华大学，主攻历史，并有幸成为梁启超的关门弟子（按：他是最后一班的四名学生之一）。及后负笈法国，进入巴黎大学研习西史，并於三十年代初以最优异成绩取得博士学位。他由於学识广博，为人圆通，在学术界很吃得开，不论是民国时代的内地以至其后的台湾，或美国及其他地方，都是各所大学争相罗致并委以要职的对象。

　　无论何时何地，黎东方的教学事业都是顺畅无阻，而终其一生，他基本上与人为善，绝不斤斤计较，亦从不恶意批评学术界任何人。他本身幽默风趣，兼且自嘲能力极强。据学生唐德刚忆述，他“是一位终生乐观，嘻嘻哈哈，潇洒不羁，甚至玩世不恭的名士……一生在任何遭遇之下，任何逆境之中，都从未垂头丧气，或愁容满面的悲哀过……永远是一位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在他把原名的黎智廉改名为黎东方时，他说，他的原意是东方黎明，而不是汉代的滑稽大师的东方朔，不幸的是，他把名字改糟了，结果却做了一辈的东方朔……我的老师黎东方就是一位现代中国裏具体而微的东方朔。作个现代东方朔，亦足垂不朽矣。……”（见“讲三国说民国的史学大家”〔代序〕）

　　黎东方辞世后，唐德刚联同其他同学在老师丧礼上共赋一輓联：“研百家，成一家，轻轻鬆鬆，便为巨帙，黉宇同尊弥勒佛。讲三国，说民国，嘻嘻哈哈，不拘小节，全侨永忆地行仙。”在本该莊严的輓联裏，居然用上“轻鬆”、“嘻哈”此等毫不莊重的字眼，就可以明白黎东方性格上就是弥勒佛、地行仙。由是观之，他本质上、性格上就十分适合写“细说”历史。

　　首位史家 售票讲史

　　不过，在刊行“细说”历史之前，他早於抗战年间，就在当时所称的“陪都”重庆担任多项工作，一边任职於史地教育委员会和大学用书委员会等组织，一边举办收费讲座。据悉，他选定了某个大会场作为固定的讲座地点，定时在场内以漫谈细说形式及以轻鬆幽默口脗演讲，先是三国历史，其后畅谈武则天。不管是哪个讲题，观众都乐意买票入场，细心聆听。他的讲座，套用戏曲术语，每场都“满坑满谷”，即是说，全院满座，绝无虚席。

　　大家必须明白，他在重庆的讲座，断非一般的街头说书，借历史事迹而随意铺演，甚至天马行空，乱说一通。他所说的，尽皆依据史实，按史铺陈，既无肆意添加，更不扭曲附会。

　　黎东方继重庆演讲成功，声名大噪，随即转赴昆明，依样葫芦，重演一遍。当然，讲座受欢迎的程度，与先前在重庆相若。余生也晚，无缘赶及他在渝、昆演讲的盛况，但他所著的丛书，却有缘捧读，也因此有幸在此与读者分享。他著“细说”史的最大特色，是多数以人物或历史事件作为每节的标题，而不採用断代史惯用的体裁。

　　“细说”系列 先清后明

　　本来按照出版先后（详见配稿），他的《细说清朝》是最早面世的单行本，而《细说明朝》次之，但我倒想介绍《细说明朝》。我选谈此书，断非因为我少年时先读此书，因而有“先读为主”的感觉，而摒弃《细说清朝》。选明史，弃清史，纯因史学研判。

　　满清一朝虽然是外族入侵后而建立，也儘管清廷口中说“满汉一家”而在任官施政方面却是“满汉分家”，但骨子裏特别是制度方面，确实是在极大程度上“承明旧制”。正因如此，要了解清朝历史，必先畅晓明朝史实。简言之，明史不汇通，清史休想看懂。

　　我手执的《细说明朝》，是七十年代在香港买得的六九年香港壹版，属於“文星丛刊”的丛书。黎东方在书内第一节“明朝值得细说”先解释为什麼在刊登细说系列的时候，“说了清朝，才说明朝，是把中国的历史倒过来叙，这一种叙法，也有道理。因为，我们对於近的比较亲切，对於远的比较陌生。先把比较亲切的加以分析、了解，然后再去分析、了解那比较陌生的，於是陌生的也就渐渐变成了亲切的了。”（页一）

　　他这种解释方法，倒也贴合人的习性，但不像史家的说法，也挺有趣。不过，他随即在下一段说明：“清朝之所以能在入关以后立足得住，在於沿袭了明朝制度之长，而革除其短。单凭这一点，明朝便已十分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况且明朝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也的确不容忽视。它推倒了元朝的部族统治，而且光复了那已经失掉四百多年的燕云十六州……称臣的藩邦之多，史无前例……明朝也有富於传奇性的人物：太祖朱元璋、郑和、于谦、张居正……”（页一至二）

　　到了末段，他才说：“可惜，君权极大，而够得上行使此极大权力的皇帝，仅有太祖、成祖，仁宣二帝有三杨辅佐，景帝与孝宗亦差强人意，其余的非昏即愚，大权旁落於奸臣宦官之手。”（页二）

　　《细说明朝》 惜未中的

　　抄录上文几百字，无非是要指出几个重要的可议之处。首先，粗通明史的人当必知晓，明朝根本没有什麼重大而优良的制度传给清朝；反之，明朝最大而最残害中国的制度，却给清朝承袭了。记得之前我在介绍史家谢国桢时明确指出，明朝最大的“特色”，也即是明朝最大的历史失误，是早在明初即明太祖洪武十三年藉胡惟庸之事废除宰相。我当时已引述黄宗羲（梨洲）在其《明夷待访录》的说法：“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承相始也。”

　　洪武年间的宰相胡惟庸设若不贤，纵或谋反属实，其职固然可撤，其罪亦可论诛，但断不可以藉故撤走宰相之职，致令中国从此陷入“独夫”（一人专权）困境，平白断送了我国皇权与相权互抑互济的千年优良传统。我国上至秦汉，下迄唐宋，无不是皇权与相权彼此制衡，互相补足，连蒙古人入主中原而建立国祚未及百年的元朝，也设有丞相之职。

　　废了宰相，明朝皇帝便须兼负宰相之责；又由於六部互不统属，而须改由皇帝直接管辖，如此一来，皇帝便成为“独夫”，今后再不会受到须有的制衡。幹练的皇帝如太祖、成祖，或可肩起“独夫”重任，但随后生於深宫的皇帝，如何有效治国？荒怠如神宗，居然可以不朝数十载，国华日替，政务糜烂的情况，根本不言而喻。此外，皇帝苦无贤德副手，只好重用佞臣，宠信宦官，导致政事日衰。

　　明朝废相 才是癥结

　　不过，黎东方那句话“君权极大，而够得上行使此极大权力的皇帝，仅有太祖、成祖……其余的非昏即愚，大权旁落於奸臣宦官之手”，其实只说对了一半。须知昏愚皇帝，并非大权旁落，而只是授权非人。试看崇祯皇帝甫继位，就诛灭魏宗贤一党，足见皇权常在，只不过是前任诸帝，掌大权却不用於正道而已。

　　皇权高涨的另一恶果是君臣之势日趋倾斜。远的不说，只从唐朝说起。唐朝皇帝很礼敬大臣，议政时大体上是君臣并坐；到了宋朝，君尊臣卑的情况转趋明显，议政时是君坐臣立；到了明朝，君尊臣卑的情况走至极端，不单是君坐臣跪，而且动辄得咎，惨遭廷杖，即是在朝上用棍殴打大臣。这种视臣子为家奴的悲惨情况，完全败坏了君主须尊重大臣的良好传统。清朝所承袭的，就是这种叫人痛心的制度。

　　清朝康熙及前期的乾隆是鲜有的明君，才可以建造康乾盛世，但随后的皇帝限於才智魄力，清朝就走上万劫不复的衰败道路。回望历史，朱元璋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贤如史家黎东方，为何丝毫不见他在书内首节清楚述及明朝真正的最大特色─废相，而只管写了一些次要的因素？后学如我，四十多年前初阅此文，确实百思莫解！

　　另一方面，我想从书内第六十至六十四节，即自“英宗”至“也先”、“土木之变”、“景帝于谦”，以至“夺门之变”，说明皇权如何强大。话说英宗志大才疏，居然率领宦官王振与不懂用兵的兵部尚书邝埜和一班文官尝试“御驾亲征”的玩意，抵禦也先入侵进犯，结果战败被俘，随行的一些官员和王振被杀。这是明朝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役”。英宗后来几经折腾才返回宫中。可惜由於他被擒之后，于谦等大臣拥立英宗弟朱祁钰为景帝，及后英宗复辟，即史称“夺门之变”，而复辟有功的宦官曹吉祥居功傲慢，兼且招权纳贿，最后甚至密谋造反，怎料被英宗手到擒来，凌迟至死。由此可见，英宗儘管是个失而复得的不济皇帝，但所拥权力之大，从瞬间诛灭曹吉祥可见一斑，（反观唐朝“甘露之变”后，文宗不再视朝，而上一任皇帝敬宗更因故而被宦官弑杀。）黎东方缕述此等历史时，怎会没有意识到明朝皇权极为高涨呢？

　　除“细说”史外，黎东方也写过不少散篇文章，当中有些收入《我对历史的看法》（中国工人出版社，二○○八）一书内。此书收录了二十多篇长短不一的文章。不过，当中我最想提及的是“王安石”一文，不是因为此文精闢高妙，也不是有待商榷之处极多，而是因为他在文末提及一件值得世人深刻反思的事。

　　本来此文是他因应业师梁启超所撰的《王安石传》而有意加述。在他看来，“老师的著作虽多，其内容之精美、客观，而充满了爱国心，以《王安石传》为第一。”（按：学术界一般认为梁启超的力作，首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及《清代学术概论》。他反选《王安石传》，倒有力排众议之心）关於他在文内覆述王荆公的变法新措施，由於知之者众，不必细表。他在末段提及苏轼起初激烈反对新法，但其后目睹新法确有成就，於是自觉错误，并向朋友说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致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耿耿，归於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亦觉疏矣。”及至王安石退休，苏轼更前去拜访他，甚至以诗相酬。黎东方称讚苏轼，认为他勇於反省认错，衝破党争界线，确有士子风範。

　　细说流畅 立论未精

　　本文限於篇幅，无法详述黎东方的史学特点。只可最后指出，黎东方固然腹笥渊博，甚至学贯中西，加上幽默风趣，细说流畅，把一般人认为沉闷枯燥的历史变成轻鬆有趣的故事，这般能力，的确睥睨学林。然而，从严正的学术角度看，由於他并非专攻某朝，亦非精於某个门类，因此对历史的研究未算深入，立论偶尔未及精确。

　　综合而论，黎东方的细说史，用作趣味史书阅读则可，用於史学研究就似觉不算最为适合。不过，这不就是他写细说史的本意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