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清光绪时期“广繡竹石双凤图轴” 故宫博物院

　　中国古代地方政府或封疆大吏，向中央政府朝廷主要是皇帝进贡“贡品”，是宣示天子对“天下”主权的一种形式，从《尚书．禹贡》算起，经历了长期演变。《禹贡》所处夏禹时代的贡品，应该是地方向夏王缴赋的主要形式；到清代所谓贡品，是地方政府向朝廷户部缴纳赋税之外，封疆大吏向皇帝“输诚”的表示，象征意义大於实际意义。笔者研究发现，清代广东贡品也已经是社会化製造，而通过市场採办。\姜舜源 文／图

　　明末清初广东学者屈大均（一六三○至一六九六年）《广东新语．黩货》，记载当时广东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有以广府为中心的“广货”，以海南琼州为中心的“琼货”，由西洋、南洋舶来品“洋货”，还有专门经营洋货的“十三行”等名目。当年全盛时“番舶衔尾而至”，中外客商和国家财税因此获利，故粤海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称。

　　海上丝绸之路自唐末宋初兴盛，一般认为是因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佔据了河西走廊一带，陆上丝路受阻，於是激发了海上贸易通道。笔者认为这只是其原因之一。接下来的蒙古帝国地跨欧亚大陆，阻碍已经解除，但陆上丝路并未复兴。

　　关键是晚唐宋代起，外贸商品中瓷器大幅上升，从如今发现南海沉船看，每船瓷器数以万、十万计，这是以驼队为主、翻山越岭的陆上丝路难以承担的。

　　正如唐末宋初郑熊《番禺杂记》说的：“番商远国运宝货，非舶不可。”（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十五）因为地处海上丝路前沿，粤海关在广东应运而生。晚唐广州司马刘恂《市舶录》称：“市舶者，其利不赀榷，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也。诸蛮之宝，五夫之珍，每岁山积。”（见宋叶廷珪《海录碎事》）粤海关税收入不可估量，几乎与户部财政收入相当，各国奇珍异宝堆山成岭，金山珠海，被称为国家的南方钱库。完全不是人们想像的唐宋广东落后情形。

　　宋太祖开宝四年（九七一年），刚平定南汉数月之后，就任命时任广州知州潘美、尹崇珂并兼“市舶使”，设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广州成为最早设立海上贸易管理机构的地方。南宋早期诗人范成大上《盐法奏》也指出：“二广（广南西路、广南东路）为天子南库”。

　　贡品专营 承做官服

　　故宫博物院旧藏清晚期广东贡品“广繡花鸟博古插屏”，插屏背面背板内夹有一份“广东彩元字号”刻印的广告单张“仿帖”（图一）。单张作展开的传统卷轴书画状。右、左卷轴上为基本对仗的广告语：“原始老铺，向在广东藩台前，朝北门面开张；”“分设一栈，在广府前小马站口，朝北门面发货。”分别是老店、分店地址。

　　中心文字内容依次可分为，业务範围：“本号承办进呈、入贡各等繡货；专办各省文武蟒袍、珍珠补褂、朝衣朝裙、女蟒霞珮，各式挽袖、花边裙花、宫妆云肩、旗妆繡货，珍珠翎花，洋金古龙，缂丝戳纱，拉锁顾繡；大小满汉荷包、朝带，上繡翎毛、花卉、鸟兽、亭台、楼阁、山水、人物；围屏寿帐、桌上插屏、斗方挂屏、炕上围屏、八扇挂屏、大小座屏、中堂对联、条幅挂屏、簷彩铺垫、被褥帐簷、灯燧幛燧，洋金银线、时款裤带、翎毛围扇、栏杆衣边、胭脂宫粉、绒线杂货，一应俱全。”

　　服务保证：“本号不惜工本，拣选精工巧手，名繡俱仿名家书画，永无乡里工繡。”

　　版权声明：“近有无耻匪徒，将乡里工繡低货混充，在外贱售哄骗，希图射利，以假冒真，致有鱼目混珠之杂。特此告知，以辨假而崇真。”

　　品牌保证：“所有贡品繡货，童叟无欺，凡绅商赐顾者，请细认本号仿帖，庶不致於贻误也。”最后是店主署款：“彩元繡莊主人何竹斋谨识”，并钤“彩元”阳文印、“竹斋氏”阴文印。

　　这件“仿帖”声明“广东彩元字号”第一项业务，就是“承办进呈、入贡”朝廷的“粤繡”贡品。说明广东地方官的贡品，已经进入市场化採办，而不是官办工厂提供。也因此，彩元字号老铺，开在广东布政使司（藩台）衙门对面；分店开在广州府衙门对面。

　　第二项业务是“专办各省文武蟒袍、珍珠补褂、朝衣朝裙、女蟒霞珮”，即承接官员们官服的製作。明清官服按品级统一标準製作，但不是官家发放或提供，而是自己出资、自行製作，此“仿帖”是最直接的证明。

　　广繡一绝　织男专美

　　随着海上丝路商品贸易扩大，始自秦汉的广东丝织，从少量生产的奢侈品、贡品，至明清时期发展为大宗出口商品。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解决台湾问题后开放海禁，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锁定广州一口通商，广州垄断了中国与欧洲、拉美、南亚、东洋、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一时成为中西贸易、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广繡”商品化日益成熟，广州繡坊、繡莊达五十多家，从业者达三千多人。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锦繡行近代行业商会“绮兰堂”应运而生。比起苏繡、湘繡、蜀繡，“广繡”突出特点是富丽和洋气，中西交融。使用各色丝绒线刺繡，其中金银线刺繡技艺独特，还开创性地使用进口孔雀羽毛加入纺线，成品与《红楼梦》中绚丽璀璨的“孔雀裘”类似。

　　彩元字号“仿帖”宣传的第三宗业务，是以粤繡为主要内容的“桌上插屏、斗方挂屏、炕上围屏、八扇挂屏、大小座屏”等工艺品。这件花鸟博古插屏应属中型座屏，纵四十、横五十一厘米，清晚期作品。紫檀木座，嵌五彩螺钿边框。屏心为白素锻，繡花鸟、博古图案。图案分内外两层，以中间的花鸟草虫为主题，外层的博古纹为衬，花纹细巧繁密，设色以褐、棕、驼、米色为主色调，配以红、绿、黑、白、金等色，既柔和雅致，又明快富丽。针法除直针、扭针、铺针外，还有洒插针等複杂针法，擘丝极细，针脚平齐细薄。出人意表的是，这些巧夺天工的锦繡，并非出自织女之手──传统广繡繡工以男技师为主，男工为上手工，专繡重要部位；女工则为下手工，补繡背景和辅助部位。这是广繡与其他名繡不同之处。

　　当时广州外贸型繡莊，一是自行设计样品供外商选择，二是直接承接来样加工定製。而彩元字号专营贡品，及针对达官贵人需求，因此繡品题材摹绘鼎彝古器，而且多取材宋徽宗宣和博古图谱，以製造玉堂富贵艺术氛围为能事。整个广繡呈现出传统题材与异国情调，共存共荣的景象。

　　精準时鐘　官绅怀表

　　广造鐘表是清代广东贡品的另一大类。我国北宋科学家苏颂研製的水运仪象台的天文鐘、元代科学家郭守敬研製的“七宝灯漏”，都是领先世界的机械鐘表。但总的看，以发条为动力的近代化机械鐘表，还是在英法等欧洲国家率先成熟。广州鐘表行从仿製西洋鐘表起步，康雍乾时技术水平已很成熟，张琼魁等广东匠师，还被拔入清廷造办处供职。

　　近代化的核心要义是速度。我们传统计时标準精确到“刻”（十五分鐘），其上是“时辰”（两小时、八刻）。而近代鐘表技术标準精确到“分”，后来又有“秒”。清代广造鐘表引领国产鐘表新潮流，它不但是一种商品，还承载着“速度”这一先进的近代化理念。除宫廷外，清代很多达官贵人佩戴怀表，比明代更有时间观念。例如林则徐每次觐见道光帝，都详细记载历时几刻鐘。

　　“紫檀框群仙祝寿插屏鐘”（图二）是乾隆时广东官员进贡皇帝生日万寿节的贺礼。高一百三十四，宽一百一十一，厚二十七厘米。它以广造工艺品插屏为造型，把洋自鸣鐘与传统插屏融合一体。其边框是紫檀木嵌银丝，镂空铜镀金番莲花上，镶各色料石，组成万寿菊纹饰，衬以蓝色玻璃，具有浓郁的岭南特色。屏心以铜镀金为地，画面中心是一株古松和一株蟠桃树，蟠桃树上既有纍纍硕果、也有怒放鲜花。近处中间是珠宝的石桥，桥左端是青玉、孔雀石、青金石堆起的仙山，上置染牙楼亭；右端是青玉堆起的昆仑山；仙人们正下山过桥走向亭台去拜寿。底座中间是三套二针白珐瑯盘鐘。两侧绘西洋风景人物画，周围是铜镀金欧式花卉。座内有乐箱，按时演奏音乐。这是一件中西结合、科学与艺术融为一体的十八世纪工艺品。

　　“铜镀金珐瑯转花活动人物鐘”（图三）则基本是纯欧洲风格，乾隆时期广造，高七十八，宽三十九，厚二十六点六厘米。通体铜镀金嵌透明珐瑯和彩色玻璃花。底层内装有一套以塔轮、发条为动力的音像装置乐箱，箱正面是转动的水法和玻璃花，两侧为风景油画。中层正面门可自动开启，内有活动人物。上层为鐘盘，周围镶色彩瑰丽的透明珐瑯和红绿玻璃花。鐘上设有启动机件，拧动机件后能发出乐声，水法、人物、花朵随乐转动。跑人、水法、转花、伴随音乐，是广造鐘表特色。到二十世纪中前期，鐘表还是香港著名製造业，可见十八世纪广造超前发展。

　　岭南盆景　珐瑯贡品

　　如同今人有时将礼品当成产品广告，清代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粤海关，以岭南珠宝盆景为贡品，使之进入清宫，作为各处宫院的室内陈设，着实为广东做了两百多年广告。

　　园林学将我国盆景分为苏州、扬州、岭南、四川等八大风格流派。而以珠宝模仿树木、山石等普通盆景，将岭南活的树木、花草最佳生长期状态，固化为珠宝盆景，并且将牙雕、掐丝珐瑯、画珐瑯等岭南工艺特长融入其中，是岭南盆景的创造。

“掐丝珐瑯长方盆石榴盆景”（图四），石榴树幹木质涂金漆，树叶用铜片烧蓝，石榴以各色玛瑙雕琢。树下点缀桃树、灵芝、繡球花、山石、水草等，生意盎然。盆为掐丝珐瑯长方形，边缘及边角处装饰各式花纹，外壁作花边式开光，嵌画珐瑯西洋人物风景画，颇为洋气。“榴生百子”，此盆景适宜后妃宫室。

　　“腊梅花树盆景”（图五），画珐瑯委角长方盆，盆外壁绘折枝花卉。腊梅树以染铜为叶，染牙为花瓣。周围衬染石山子、水晶海棠花、乳白色玻璃茶花、铜片小草等，枝幹苍劲，梅香浮动，富丽而典雅。查清代《宫中进单》，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八月初二日，广东巡抚岳浚进象牙盆景四对，这件盆景即其中之一。从时间看，显然是八月十三日乾隆帝万寿节的贡品。

　　（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