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国国家博物馆参照浙江嘉兴王店明墓等嘉靖、万历前后出土首饰服装实物及明代画像、文献复原的明中期女性装扮，包括?髻头面、袄、裙等。图出自国博“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

　　中国古代秦汉以来的奴婢，原指丧失人身自由、受人奴役的男女，后也泛指男女仆人，男仆称奴、女仆称婢，一向地位低下。明代中后期，南京、北京等大城市和南方、华南等发达地区，农业、陶瓷、丝织等手工业、矿冶等早期工业的生产力水平获得极大提高，海上丝路贸易繁荣，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经济上出现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意识形态上也产生了早期的近代人文思想。主张尊重妇女的社会地位，尊重奴婢的人格权力，已经在当时的社会精英中出现，甚至成为一种风尚。\李文琳（文、图）

　　万历进士谢肇淛《五杂组》里，历数历代奴婢的不凡业绩和见义勇为事迹，提出：“奴婢亦人子也，彼岂生而下贱哉？”主张天下人人生而平等，痛斥包括宋代苏轼在内的不尊重婢女人格尊严的人为没人心：“天固不以族类限人矣，而人顾苛责此辈至犬彘之不若，亦何心哉！”弘治进士顾清，嘉靖进士庞尚鹏、申时行、汪道昆，万历进士徐三重、鲍应鼇、叶铨，明末茅元仪等等，纷纷着书立说、立家训，强调要善待奴婢，不许颐指气使，“即奴婢，不轻谯诃。”

　　三年一时尚 女装全盛期

　　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富裕阶层服饰也越来越奢侈，突破当时礼制规定的势头势不可当。像当今女装引领时尚潮流一样，当时包括婢女服饰在内的女装，更加快了发展变化的速度。嘉靖年间为十年一变，至万历时期为两三年一变。万历二十六年进士顾起元（一五六五至一六二八年）《客座赘语．服饰》称：“留都（南京）妇女衣饰，在三十年前，犹十馀年一变。迩年以来，不及二三岁，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钿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变易。当其时，众以为妍；及变，而向之所妍，未有见之不掩口者。”作者指出，这是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结果：“乃知国家全盛之日，风俗类然。”有人要拿起国家服饰规制的“武器”制约这种变幻，像《大明会典》里洪武五年规定“婢使人等，绾高顶髻，用绢布狭领长袄，长裙；小婢使，绾双髻，用长袖短衣，长裙”，结果遭到群嘲，笑其迂腐落伍。

　　从嘉靖初至崇祯末年即一五二一至一六四四年的一百二十多年间，包括婢女服饰在内的女服，既是急剧变幻的时期，也是汉族女装最后的辉煌时期。清代已是满汉融合的女装。

　　《升庵簪花图》 豪华婢女装

　　杨慎（一四八八至一五五九年）是嘉靖初年“大礼议”中，坚持维护封建礼教的“持礼派”内阁首辅杨廷和的儿子，也是“持礼派”领头人，但竟是婢女服饰僭侈逾制的推动者。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明代文学家、明三才子之首。正德六年（一五一一年）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年）因发动群臣伏哭左顺门（现太和门东廊的协和门），阻挠嘉靖帝追尊生父兴献王为帝，七月十五中元日下狱，十七日进行廷杖即打板子，二十七日再次廷杖。杨慎命大，被打后又甦醒过来，被判谪戍云南永昌卫。明末清初人尤侗《明史拟稿．杨慎传》记载：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过了三十五年，嘉靖帝竟念念不忘，几次问这小子怎么样了。朝中大臣们说又老又有病，嘉靖帝才稍感解气。杨慎闻知此事，知道没什么指望，干脆放浪形骸。

　　杨慎尊重女权，妻子也能吟诗作字送人；婢女则能歌善舞。在云南，他经常喝醉酒，脸上涂脂抹粉，像美妇人那样梳双丫髻、插花，男弟子用肩舆抬?他招摇过市，婢女丫鬟捧?酒壶、酒杯跟在后面。当地土司首领用精白绫做了长裙送给他家歌妓，他就让婢女们穿上。他跟当地各民族兄弟们混得很熟，酋长们请他吃饭，喝得醉眼朦间，请他写字，醉墨淋漓。

　　故宫博物院藏明末陈洪绶（一五九八至一六五二年）《升庵簪花图》轴，描绘的就是此时情景。画家题识：“杨升庵先生放滇南时，双结簪花，数女子持尊踏歌行道中。偶为小景识之。”图中两位婢女云鬟、凤簪，长衫裙装，大红霞帔，绣襦、彩帨，环佩叮咚，风姿绰约，俨然名门闺秀，完全不是婢女装束。虽然画中首饰的质地不能确定，但不管是在杨慎所处嘉靖时，还是该画创作的晚明，其服饰款式及质地、发式显然已经僭侈逾制，但杨慎、陈洪绶都不介意，说明大家已经习以为常。

　　明代的霞帔是狭长的绣巾，与宋代绕项而佩的方式不同，是由身后下摆处经肩绕到身前，下垂至膝，底端并合，缀以坠子。明代后妃、命妇的礼服中施霞帔，霞帔的花纹和帔坠的材质、所饰禽鸟种类，均有明确的等级规定，是佩戴者身份的表征。国家博物馆藏多件江西南城明益庄王朱厚烨墓出土的金饰，包括金帔坠，“永乐廿二年”款立凤金簪及楼阁人物金簪等。似此等纯金首饰、服饰，明初只有王公贵族服用。国家博物馆藏明人绘《西园雅集图》卷，图中侍女的服饰与上图侍女装束有相似之处，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夏景货郎图》 逾制浑金服

　　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明佚名《夏景货郎图》轴，两位女主人、一位小丫鬟。小丫鬟的绿袄、红裙，符合《大明会典》“小婢使，绾双髻，用长袖短衣，长裙”的规矩，服装款式有别于两位女主人的“妇人袍衫”，但衣装质地极尽豪华，特别是其长裙应属“不许僭用浑金衣服”的范围。

　　故宫博物院藏明余士、吴钺《徐显卿宦迹图》册，作于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八年），描绘徐显卿于隆庆二年（一五六八年）中进士、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年）任国子监祭酒、十六年任吏部右侍郎等仕途节点上的情景。其中“琼林登第”、“圣祐己疾”等页面均有府中婢女形象。她们的服饰款式都算符合礼制规定，但绫罗绸缎的质地，显然逾越了“用绢布”的规格。

　　明中期包括婢女在内的女装，之所以不断突破明初的典章制度规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当时纺织业发展，大量高档丝绸织物推出，生产促进消费。例如“妆花”、“织金”，是南京云锦的代表产品，代表?明代南京丝织业的先进水平。宋代提花机、花楼机等先进设备相继发明，后来传到欧洲，西方近代化织机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记录了提花机进一步完善，在古代科技条件下登峰造极。而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揭示，明代江南民间丝织业最兴盛时，南京、苏州和杭州三大丝织城市，织机总共在五万到五万五千张，盛泽等市镇和乡村约为一万五千张，总计为七万张。如果再加上无法估计的镇江、嘉兴和湖州等城市，菱湖、乌镇、长安、加石、新市等市镇及周围乡村，江南民间织机总数有可能达到八万张；而官营织机大约为三千五百张。生产出大量产品涌向市场，远远超出皇室和达官贵人的消费量，平民百姓只要有钱也可以享用。

　　《升庵簪花图》中两位婢女裙装都有“妆花”、“织金”织物。妆花是在传统织锦基础上，吸收了缂丝通经断纬织法，以不同色彩的纬线作局部挖花盘织，形成一种丝织新品种。在织造时，用绕有各种颜色的彩绒纬管，对织料上的花纹作局部的盘织妆彩，改变彩锦通梭织彩、分段换色的织法，实现技术革新。

　　士大夫家眷 有循规蹈矩

　　归有光（一五○七至一五七一年），嘉靖十九年举人，四十四年进士，著名文学家，官至南京太仆寺丞，一度留掌内阁制敕房。嘉靖六年（一五二六年）夫人魏氏出嫁时，婢女寒花随主妇一同来到夫家。小姑娘年方十岁，那日是“垂双鬟，曳深绿布裳”。这与《大明会典》所载洪武五年“凡妇人袍衫，止用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的服装颜色规定，“小婢使，绾双髻，用长袖短衣，长裙”的发式、服装款式规定，都完全符合。说明当时一些循规蹈矩的士大夫家，在婚嫁等正式场合，婢女的发式、服饰、颜色依然沿用明初衣裳制度。

　　夫妇二人对这位婢女都非常疼爱，他们吃饭时，就让小姑娘倚在饭桌前吃，但不是像主人一样坐下来用餐。小姑娘活泼可爱，边吃眼睛边忽闪忽闪地动，还敢淘气拿走男主人喜欢吃的荸荠。不幸的是婚后不到十年，夫人和带来的丫鬟先后病故。归有光特作《寒花葬志》纪念这位小姑娘。似这样主仆和谐相处，视婢女如同自己的孩子，虽不能说家家如此，但起码是普遍现象。

　　《秦淮冶游图》 乐部第一人

　　国博藏明嘉靖、万历人钱榖《秦淮冶游图》册，据册中文元发《雨花台行》题诗可知，描绘的是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年）春三月三日，他们邀请了南京城芳名第一的歌伎董新英为他们演出。当时昆剧正在江南一带形成之中，题诗所称“乐部初传第一人”、“振衣来上琼台曲”，极可能是最新流行的昆曲，董新英给这几位文人带来明传奇折子戏清音。图册有四组歌女们活动画面，每组画面都更换不同服饰。其中临水流觞，董新英?藕色长衫；庭前赏花，?桃红长裙；园中献舞，则长袖婆娑；最后筵宴，是华贵正装，加霞帔。似此等服饰、发饰，显然超过了婢女的规格，但随从小婢倒是短衣、长裙，婢女打扮。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培训部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