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满江红》电影海报。
怒髮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閒,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电影《满江红》上映后,影评纷至沓来,屡屡登上热搜。与此同时,多地岳飞祠庙游人如织,多处秦桧像被人排队“殴打”甚至砸毁。一般认为是岳飞作品的《满江红》,也成了朋友圈“爆款”,刷屏热议不绝,词中的“贺兰山”等文学意象的专业解读,以及关于这首词的作者和创作年代的陈年争议,从学术领域进入大众视野,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文化话题。\谷中风
细品这场全网争说岳武穆(“武穆”为岳飞谥号)的文化热潮,我们可以看到这三年疫情影响下人们对电影精品的强烈渴求,也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资源为电影创作和传播注入的强劲动力,还可以看到电影所具有的“溢出效应”及其对社会风尚的强大影响,更可以感受到以家国情怀为底色的当代国人文化心态。
敬颂英雄 赓续不绝
岳飞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以岳飞故事为题材的文艺创作历史悠久、作品繁盛。元明时期就有《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宋大将岳飞精忠》《岳飞破虏东窗记》等戏剧作品;到了清代,《说岳全传》对岳飞故事作了更加详尽而富有文学性的演绎。现代以来,“岳飞”继续活跃在文艺舞台。抗日战争时期,更是掀起了“岳飞戏”的创演高潮。以我所见,较有影响的就有顾一樵的话剧《岳飞》(1932年),王泊生的歌剧《岳飞》(1935年),吴永刚的《风波亭》(1936年),朱双云和洪深合编的楚剧《岳飞的母亲》(1937年),以礼改编的七场改良平剧《陆文龙》(1939年),周贻白的改良平剧《朱仙镇》(1940年),舒湮的《精忠报国》(1944年),周文、王修的二十场历史戏曲《千古恨》(1945年),以及田汉的《岳飞》(1940年)等近10种之多。著名话剧家曹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也有写岳飞戏的打算,剧名为《三人行》,主要写高宗、岳飞、秦桧这三个人物,可惜没有最终完成。
1940年,田汉赠赴海外宣传抗日的粤剧艺人关德兴的诗中有“一弓一剑走天涯”,“苦口婆心唱岳飞”之句,足见“岳飞”在当时确为艺术家们振奋民族精神,鼓舞抗战士气的文化号角。台上演的是岳飞,心中颂的是抗战将士,舞台上那人人喊打的狼主金兵,其实就是现实中举国痛恨的日本鬼子。1942年,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后的开幕大戏选择的就是田汉编剧的《岳飞》。在这部作品中,田汉刻意避开那些使人气短沉闷的故事情节,“专写一些使人气壮的。那就是从岳母死后,飞练兵鄂州奉诏讨贼,直到朱仙镇大捷为止”。延安的演出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连演十五场,场场爆满,观众达二万余人次。后又巡回演出,毛泽东数次观看,各方好评如潮,形成了“延河《满江红》,塔山颂英雄,痛诉亡国恨,诛伐奸佞臣”的轰动效应。
岳飞形象更趋丰满
历史上的岳飞被害后,莫须有的罪名长期没有得到洗刷。在秦桧及其党羽的把持下,有关岳飞的材料或被篡改或被销毁,岳飞形象也遭到歪曲和贬损。平反昭雪之后,岳飞三子岳霖之子岳珂费多年之心血,编撰成《鄂国金佗稡编》和《鄂国金佗续编》,其中既有档案文献,也包括口述史料,成为现存最重要的、最详尽记录岳飞事迹的史籍。著名史学家邓广铭的力作《岳飞传》,则为当代岳飞研究树立了里程碑,也为现代史观评价岳飞确立了典范。不过,对于普通民众特别是当代大众而言,了解岳飞最生动最便捷的渠道,还是文艺作品。
在岳飞走进当代生活的过程中,有一位大功臣,这就是评书名家刘兰芳。1979年,改革开放大潮涌起,文艺也迎来了春天。辽宁鞍山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刘兰芳说一本传统书,她大胆提出了《岳飞传》。播出后,迅速火遍了中国。根据有关统计,播过《岳飞传》的电台或频道有七八百个,覆盖全国90%以上的地区,听众数以亿计。我记得“知乎”上曾有人问:同样是抗敌名将,为何戚继光在老百姓中的知名度不如岳飞?网友一番分析后指出,“岳家军”里有位刘兰芳,是重要原因。这虽然带有玩笑性质,却生动地说出了通俗文艺对岳飞形象的有力塑造和传播。
作为现代文艺的重要方式,电影电视在讲述岳飞故事方面同样功不可没。《岳飞》、《岳家小将》、《精忠岳飞》等皆在此列。值得一提的是,港台文艺作品对岳飞也颇为青睐。著名演员洪金宝十几岁做童星时,就在电影《岳飞出世》中担纲少年岳飞一角。风靡全球的金庸小说虽没有安排岳飞出镜,他的精魂却贯注在《射雕英雄传》等作品中,影响了郭靖等一代大侠。在1983年TVB《射雕英雄传》中,《满江红》更是作为插曲出现。众所周知,词是可以唱的。古人怎么唱《满江红》,我们已无缘听到。歌手罗文对《满江红》铿锵激昂又充满深情的演绎,令听者思接千载,心潮澎湃,把岳飞精神渲染得更加充分。
照亮历史和人心
《满江红》是谈岳飞无法绕开的话题。关于词作者究竟是谁的争鸣也是由来已久。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余嘉锡、夏承焘等撰文提出该词来历不明、作者并非岳飞。在这场争论中,反方最具有考证意义的证据,应该是这首词晚至明代才出现。但文献中的“出现”和历史上的“存在”是两个概念。正如正方大将邓广铭先生所言,不能因为宋元人书中没有“出现”过这一作品,就认定它在明代之前就不曾“存在”。
或许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除了对词中提到的贺兰山等进行历史地理的考辨外,词作风格成为学者立论的重要依据。反方的张政烺认为,此词像是“失意文人落魄江湖的情调”;正方的学者则着意阐发作品中的民族情怀和英雄气概。不管怎么样,《满江红》在流传过程中变得家喻户晓,逐步确立了宋词经典的地位。在2012年出版的《宋词排行榜》中,《满江红》夺得亚军,仅次于苏轼的《念奴娇》,力压李清照的《声声慢》。
这一地位的确立当然离不开词作的文学价值。虽然也有学者觉得词作不够精致,但不可否认,《满江红》全词主旨鲜明,情感饱满,语言通俗,全首以情催发,一气呵成,十分符合文学接受的要求。诵读一遍,便可感受到作品洋溢着浩然正气和民族大义,同时塑造了一个精忠报国、壮志莫酬的人物形象,“怒髮冲冠,凭栏处”的视觉画面,和“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深沉感伤,巧妙衔接,把内心情感的复杂和顿挫表现得淋漓尽致,个体的情怀和历史的进程,由此在作品中圆融会通,形成了极强的共情效果。
同时,《满江红》的经典化又是和岳飞爱国英雄地位的确立互为支撑的,这也是该词具有恒久影响力的关键所在。每当中华民族走到历史关节点上,岳飞和《满江红》总会给人们提供自强自立的精神动力,鼓舞奋斗奋进的信心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岳飞及其真实史迹,必将作为史学领域的学术问题,继续吸引专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而文化的岳飞以及《满江红》的文学价值,也必将随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中华文化迎来新的辉煌而被深入挖掘和阐扬。
2023年春节档的这个插曲,再一次让我们明白文艺真正意义在于照亮历史和人心。这也正是我们关注和思考这部影片所应有的态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