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语境下，中国的人神恋爱故事远不及希腊神话热烈奔放。早在《楚辞》的《九歌》中，业已开启含蓄婉约的人恋神单相思模式。

　　话说特殊的时空背景，造成楚人敬神近鬼信巫，与巫文化结下不解之缘。据《国语．楚语下》记载：“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在华夏先民的精神世界，神灵既是信仰化身，亦是世俗代言。祭祀仪式中，由女巫和男觋扮演请神角色，载歌载舞，在咒语颂词中祈祝诸神降临，庇佑赐福，趋吉避凶。

　　浑沌初开，初民以人性揣度神性，推己及神，赋予神灵七情六欲，套用人类喜好，假想取悦神灵。巫、觋以肉身供养逢迎，女巫以女身蛊惑男神附体，男觋则以男身蛊惑女神附体，充满色诱张力。正如朱熹在《楚辞集注》中云：“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及在《楚辞辩证》中又云：“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当有不可道者。”

　　其时，楚人淫祀之风极盛，以情愉神、以色贿神，成为祭神仪式的经典桥段。其中，不乏人神恋情节，独具地域和民族特色，为人神文学创作提供沃土。屈原的《九歌》正是脱胎於楚地原始祭歌。从天神、地祗到人鬼，借助浪漫主义诗人的生花妙笔，去芜存菁，化腐朽为神奇，原本下里巴人的乡野村言，华丽变身阳春白雪的楚辞文章。

　　在《九歌》中，虽然诸神并未自恃神力高高在上，反而大显神通保境安民，但置身人神恋情境，却是可望而不可即。人神交接的艰难，赋予人神恋以悲剧色彩，一如《文心雕龙》评曰“绮靡伤情”。人对於神，既敬且畏又爱，难免陷於被动，纠结於思慕与自卑、等待与痛苦之中。

　　那是云中君“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去留无意。空余人兀自默念“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一声叹息，尽显忧心忡忡；那是大司命“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不恋私情。空余人独自苦吟“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一腔痴情，任凭落花人独立；那是少司命“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往来倏忽。空余人迳自哀鸣“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一句感喟，演化“千古情语之祖”。

　　人神恋缠绵悱恻，有冀求而神不来的思慕之情，有等待而神不至的猜疑之心。相见时难别亦难，纵有甜蜜与喜悦，亦只是昙花一现。人与神终究无法长相厮守，空余无果的追寻、无尽的等待、无望的守候。

　　纵使人不停追随大司命，“吾与君兮齐速”，却也无从挽留神的脚步。於是“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喃喃自语“老冉冉兮既极，不寖近兮愈疏”，凡人寿命有限，转瞬年老色衰，一念后会无期，不禁悲从中来。唯以生死有命聊以自慰，“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徒叹奈何。

　　纵使人独获少司命垂青，“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最终亦只能自我麻醉在“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的幻想中。“临风怳兮浩歌”，长歌当哭，情何以堪。

　　纵使人与河伯畅遊山水，“与女遊兮九河，衝风起兮水扬波”，却是好景不常，“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分别在即，唯有无语问苍天，无限唏嘘。

　　《九歌》中的人神恋曲，将人神殊途、爱而不得的“企慕情境”发挥到极致。从一厢情愿，到一往情深，卑微而伤感、迷惘而悽楚，如泣如诉，扣人心弦。一如钱锺书先生所言：“神道之与人事如影之肖形，响之答声也。”人神恋的悲剧性，恰似中国式爱情悲剧的一缕文学香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