倏忽之间二十多年过去，赫鲁晓夫早于一九六四年下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一九八五年上台执政，苏联的政治空气发生巨大变化。一九八八年，在离开莫斯科三十一年之后，雷蒂以英国《卫报》记者的身份重返。他想，一定要破解奥尔洛夫当年向他泄露“秘密报告”的真实用意。可是，当年那个苏联青年人却一直找不到。说起来也巧，两年后，他接受《莫斯科新闻》采访，公开讲述了当年报道“秘密报告”的经过。没过几天，三十四年未曾谋面的奥尔洛夫突然给他打来电话，愤怒地指责他将自己描述成“一个政治告密者”。雷蒂趁机约奥尔洛夫叙旧，希望他“无所畏惧地说出事情的真相”。奥尔洛夫仍坚持，那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绝非受他人指使。至于他这些年在干什么，奥尔洛夫却讳莫如深，避而不谈。

后来，雷蒂又结交了不少苏联新闻界高层人士和高干子弟。《莫斯科新闻》的一位资深记者认为，关于“秘密报告”消息当年泄漏的问题，恐怕永世也搞不清楚。他说：“即使是赫鲁晓夫本人作出的决定，在任何档案中也不会找到记载。请不要忘记，苏共当时曾形成决议，这份报告不能发表。赫鲁晓夫本人曾讲：‘同志们，我们决不能把家丑外扬’。(对公开他的报告)他既不会冒险作出书面指示，也不会作出电话指示。即使作出什么指示，他也只能是向他最信任的人作出某种暗示而已。”

对此，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米高扬之子谢尔盖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秘密报告”的内容很可能是赫鲁晓夫蓄意让人泄漏的，并得到米高扬的支持。确实，他们两人都曾公开讲要严格保密，因为那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定。但就个人而言，他们确实是从一开始就主张将报告内容公开，因为这“有利于社会发展”。但是，利用什么方式公开，他们却没有说过。赫鲁晓夫之子也叫谢尔盖，他似乎比其同名人说得更加明确。据赫鲁晓夫传记的作者威廉.陶布曼说，这位“太子”曾直言不讳道：“我对父亲想(对其报告)保密一事非常怀疑。他私下曾说，他想让人民知道他的报告。否则，他所作的全部努力将毫无意义。”

雷蒂认为，如果这些说法可信，那么，赫鲁晓夫将他选为将“秘密报告”的主要内容公诸于世的首个渠道倒是合乎逻辑的。一是因为，他同赫鲁晓夫相识，相互都有亲切之感，赫鲁晓夫也许暗中早就将他视为可加利用的“一枚政治棋子”;二是因为，苏联有关部门知道他将离开莫斯科去斯德哥尔摩，就主动给他提供一颗炮弹，让他从那里发射出去，从而避免在国内触发纷争。因此，奥尔洛夫才在他离开莫斯科前夜提出紧急约见，而他的去与回均未受到苏联方面的任何阻拦。这样看来，假雷蒂之手将“秘密报告”的主要内容公诸于世，“也许是苏联高层作出的一种政治安排”。而这个所谓“高层”，雷蒂在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明确认定是赫鲁晓夫本人。

雷蒂晚年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拉美问题研究，但仍密切关注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发展动向。二○○九年一月十日，他病逝于英国，终年八十三岁。他晚年生活有点困窘和凄凉，多次撰文回忆当年惊曝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举，以此寻求自慰。他一再说，他是在无意之中，做了“一件令世人无限惊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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