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在工业革命中迈进“日不落帝国”；十九世纪末，美国从镀金年代走向辉煌。如今的中国，也正在经历这种剧烈扩张的紧张时刻，巨量的数据、平台、资源每天都在发生惊心动魄的嬗变。

　　同时，这也是一个数量庞大的中国人群湧向世界的过程。

　　这是一句流传很久的老话了：“凡是有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因其修辞的陈旧，它显得有点粗糙，然而这并不妨碍它精準地指出华人迁徙的境况。这些浩大的迁徙带来了华人文学发生的契机。那是一个漫长的故事，我们得从一百多年前说起。一九一○年，华文文学起源於美国的“天使岛”诗歌，被囚禁、盘问的华工在墙上刻下的“绝命诗”象征着华文文学从惨烈中分娩，裏面混着血和泪，还有难以想像的无助、孤独与疯狂的自我揭露。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出现了更多的华人移民。一开始，他们在海外写作，为了发出灵魂的呼喊。随着华文文学的生长，从聂华苓到严歌苓，从赵淑侠到虹影，一代又一代的海外华文作家用文字输出他们的经验，开启、发展、丰富、深化了“离散”这一维度的文学探索。

　　在全球视域下，在理论研究的维度上，不得不提及的人物当属一九四九年出生在印度孟买的后殖民批评家霍米．巴巴。从历史维度返回到今天的语境中，“离散”（diaspora）堪称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命题之一。他在《文化的方位》一书中将离散、难民、迁徙与第三世界等範畴看成是受到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错置、贬低和延后的“他者”。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离散”（diaspora）同时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术语。最先运用“离散”一词来描述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状况的是中国大陆以外的学者，例如学者王德威在《原乡想像，浪子文学—李永平论》中，提到很多人把李文本中的漂泊、流浪意识视为离散叙事的绝好例证；又如台湾学者张锦忠运用离散理论对马华文学与海外华裔文学作过大量阐释。在这些论述中，离散与放逐、流亡类同，与漂泊、边缘相似，它意味着一种失家的感受，一种苦楚与孤单的处境。自“离散”进入内地研究者的理论视野后，发生了崭新的变化。饶芃子等在《从本土到离散—近三十年华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评述》中指出，一些“祖根难觅”的华人作家以及以离散族群为表征对象的文本的大量出现，使得“离散”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北美华裔文学批评理论的重心历经了一个追求与所在地融合到张扬多元意识去国家化去领土化的发展里程。而后，刘登翰把离散与聚合併置，使之成为了描述海外华人文化诗学的基本概念。在他看来，离散指的是华人文化与文学的存在状态，而聚合则是对离散状态的整体把握与研究策略。自此之后，离散一词失去了它强烈的感伤色彩，变成了一个中性词语。

　　今天，我们身处一个标榜全球化的时代，海外华文文学的语境也必须发生变化。在《流亡的反思》中，著名的后殖民批评家萨义德给我们提示。他强调：“离散是强加於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离散存在於一个中间位置，它既不完全在新的系统一边，也没有完全摆脱旧的系统，离散者是一位在更广阔的领域裏的穿梭者”。这些穿梭者的“离”是一种主动的“离”，“散”则是一种居於“边缘化”的超然心态。他们处本土与异质文化矛盾的巨大漩涡中心，有意识保持了“边缘”与“中心”的心理距离，从而构成了一个极有张力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中，“离散”已不再指向消极与颓废。加拿大华文作家曾晓文认为，我们在今天谈论“离散”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华人的“落地生根”。相对於“离散”，她更倾向於谈论“反离散”。

　　在这种前提下，海外华文作家更能发挥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追求生命人格的本真。因此，他们在海外的创作是一种跨文化语境的“自主性写作”。至为关键的是，这种“自主性写作”的本质是自由的。远离故土带给了他们自由的可能性，他们在“原乡”与“异乡”的沟通中所扮演的角色印证了自由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