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八十年代，本文作者与陈思和（右）一起访问巴金（中）\作者供图

　　一九七八年深秋，日本电影周在京开幕。三部影片分别是《追捕》、《望乡》、《狐狸的故事》。当《望乡》招致非议时，一位老人挺身而出为之辩护，这位老人，就是巴金。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巴金迎来七十五岁生日。一个星期后，十二月二日，他写下短文《谈〈望乡〉》，交由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这是他为新开专栏“随想录”所写的第一篇。为电影《望乡》叫好，其实是为青年一代鼓与呼；为青年辩护，证明巴金自己回到了青春的起点。虽然他尚未摆脱流行的政治痕迹，明确的态度却拉开与其他“老年人”的距离，预示重大意义的人生转折——过去他曾说过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时隔多年，浩劫余生，他回归“五四”精神。

　　为《望乡》辩护，正是巴金重新历史反思的开始。巴金为《望乡》连续写了两篇文章，《谈〈望乡〉》、《再谈〈望乡〉》。

　　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巴金承认这一点：

　　要是没有《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从无标题到有标题（头三十篇中除两篇外都没有标题），从无计劃到有计劃，从梦初醒到清醒，从随想到探索，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随想录》，序言第三页）

　　精神回归，步履蹒跚。此时，五十年前留学法国、投身於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经历，成了直接推他前行的一种动力。一九七八年年底，开始撰写《随想录》时，巴金在家裏接待了几位法国汉学家，他们的来访唤醒了巴金留学巴黎的生活记忆，并促成他写出《把心交给读者》（一九七九年二月三日）。有意识地回归“五四”，在曾有的政治信仰中寻找精神与道德的力量，正是巴金反思历史时，为何一开始就比其他同龄作家境界更高、思考更深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种历史关联，就不可能出现《随想录》，巴金也不可能对自己身上曾经有过的软弱、人云亦云、违心地自我批判和批判友人等往事，有那麼深切的内疚和痛苦。

　　时光远行，巴金忽然间发现自己竟然走过一条漫长的曲折道路：“我怎麼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麼远离了自己曾经讚美的人格？我怎麼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

　　精神痛苦，再次成为晚年巴金写作的动力，这与当年二十三岁在巴黎写下《灭亡》时的精神状态颇为相似。一九八○年四月，他前往日本访问，在京都发表一次题为《我和文学》的演讲，其中明确说过“彷彿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

　　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彷彿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麼幼稚，多麼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麼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彷彿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随想录》之〈我与文学〉）

　　於是，巴金重新拿起了笔。历史的风风雨雨，朋友们的坎坷命运，自己的人生体验，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丧失自我。他直面“文革”浩劫，直面自己曾经扭曲的人格，愿意用真实的写作来揭示自己的、乃至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伤痕。

　　看巴金在《随想录》中一步一步前行。他不厌其烦地强调“讲真话”—— 一个看似浅显却极具现实分量的命题。他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反思“文革”，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伤痕文学”正在盛行时，他率先自我忏悔和自省，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历史责任，进而把反思範围从“文革”十年向前延伸……

　　《随想录》已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至今，诸多历史话题，依然与我们结伴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