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魏诗，我认为这个时期的诗歌还未能完全脱离汉朝早些时期的影响，其题材，内容，写作手法都仍与汉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繫。与此同时，魏诗也确实较先汉诗多了些许不同。

　　以《蒿里行》、《饮马长城窟行》、《赠从弟》、《白马篇》、《七哀》为例，我认为可以分成三类。其中，关於战乱的诗，如《蒿里行》与《饮马长城窟行》，都对於民生多艰百姓处於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情景进行主要描写，因此它们可以被归於同一类；对於精神、意志的勉励诗诸如《赠从弟》、《白马篇》，儘管写作手法各异，也可根据内容分成一类；而《七哀》，作为十分典型的“怨妇诗”，其对於个人的悲伤、哀怨情感的抒发，与其他两类有着极大的题材差异，因此适合独自归为一类。

　　与“古诗十九首”中所选的诗选作对比的话，前两类诗与“古诗十九首”的差别较明显。以描写战乱类的《蒿里行》举例：该诗主要描述讨伐董卓的军队因为利益纠葛而使得其心不一，从而导致了天下大乱，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景象。内容简单明了，语言直抒胸臆。从“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到“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乾淨利落的转折，不添油加醋的描写，使得文章本身看起来十分的客观。拜此所赐，后面关於悲惨景象的描写：“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显得十分的有说服力令人信服。同类对比，“古诗十九首”中的《十五从军征》是从个人视角出发描写战乱对个体的影响的诗。儘管该诗因为内容为对个人经历的描写，也拥有着很强的说服力，但在内容上仍与《蒿里行》有着很明显的不同。《蒿里行》描写“天下”景象的格局比《十五从军征》描写个人遭遇的格局要更大一些，并且前者对於“哀号遍野”的景象描写，也因为格局问题比后者的“泪落沾我衣”更加能触动人的内心。

　　而《七哀》——与前两类不同，《七哀》与“古诗十九首”中的很多诗在题材和情感上都相似之处，例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孟冬寒气至》……我认为其中的《青青河畔草》与《七哀》的关係是最微妙的，儘管这两首诗都是相思主题，但是仍然有很多细节的出入。先说说两者之间的不相同之处：《青青河畔草》的主要内容为孤寂少妇难守空床而对寂寞所发出的叹息；《七哀》的主要内容为孤寂少妇因被丈夫抛弃所产生的悲愤与哀怨，两者都是对於伴侣的远离而产生的负面情绪的描写。其不同之处在於：前者的心态仍然处於略显纠结的状态，而后者则是更多的“事已至此，无能为力，唯有叹息”的感觉。这也许是因为诗人的写作背景所致——《七哀》的作者曹植是被哥哥曹丕所排斥的曹操之子，这首诗也是因为本人无法在政治上施展抱负，因此所写下的诗。也就是说诗中的思妇看似是一个被丈夫拒绝的形象，但实际上却是曹植对於自身遭遇的比喻。这也是为什麼我们在诗中看到的“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表达的更多是“怨”而非“悲”了。

　　若谈到艺术手法的话，“建安文学”整体较“古诗十九首”的诗来说更加的大气，直白，且更加突出诗人的个人风格。

　　我认为这些诗作可以根据风格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诸如《饮马长城窟行》以及《蒿里行》。这类诗风格较为豪放，言语直白，且不失力度。以《饮马长城窟行》举例：该诗对於言语描写较多，对於环境，心理描写，以及气氛渲染较少。但表达的意思十分明了，所含意义跃然纸上。这类诗对於修辞的运用较少，主要使用内容来打动读者，达到表达作者感情的目的。

　　另一类，如《燕歌行》，《七哀》，则是更多的使用环境描写以及有着象征意义的意象来抒发作者感情。这类诗作对於事件的讲述部分较少，甚至只是单纯地抒情。以《燕歌行》为例：该诗先通过意象描写，如落霜、燕群、归鹄、秋风，然后带入现实：“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与先前铺垫的意象结合，承托出了作者的悲悽之情。而后带入的“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利用神话故事与自身遭遇结合，进一步加深了抒情力度。

　　编者註：本文作者为清华附中国际学校十年级在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