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位于茜茜公主桥下桥东南侧的裴多菲铜像\资料图片

　　多瑙河上的茜茜公主桥，乳白色的桥台，淡绿色的拉链，桥楼石雕上有茜茜公主的故事，那也是让匈牙利人骄傲自豪的话题。下桥往东南侧一拐，在一片绿茵草坪，一座三级石阶上站着一尊青铜雕像，虽然已经是傍晚时分，但落霞映衬着雕像，显得那么生动、逼真，彷佛他正在扬手朗诵着自己的不朽诗篇，彷佛脚下的大地，身边的多瑙河，彷佛整个布达佩斯都在倾听，那激动人心的诗歌，他就是中国人熟悉的匈牙利人：裴多菲。

　　裴多菲披着一身金属的晚霞高高地站在那里，消瘦的面颊，神采奕奕的双眼，激动地高挑着眉毛，昂着头，一手拿着诗稿，一手扬起，正在朗诵一首诗篇。裴多菲十足的青年范，激昂的诗人，热血的诗人。我们站在裴多菲铜像面前，献上小小的花圈，数了数，我们的花圈是第九个。我们齐声高诵：“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一个外国人的诗，在中国有那么多人能脱口而出的，唯匈牙利的裴多菲。裴多菲一直远望着东方，一直望到中国，他在中国的知音众多，他应该感到自豪和欣慰。

　　裴多菲不止是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位甘洒热血的战士，他战死在抗击俄国军队入侵的战斗中，那一年他才二十六岁。在他的挎包里还放着一叠鲜血染红的诗稿。我们为裴多菲深深鞠一躬。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匈牙利人记得纳吉·伊姆雷。这位曾经当过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的改革先驱，成为轰动世界的“匈牙利事件”主角，在一九五六年被苏联出兵镇压后，被绞死在监狱。三十年后，纳吉才得以平反昭雪。我们去瞻仰纳吉的铜像，他似乎被悄悄地置放在一片水杉树丛之中，这位坚强的、刚毅的、正直的、一眼能洞穿事物的国家总理的遗像，既没有挺胸昂首，高瞻远瞩，也没有招手致意，满怀信心；没有一点领导人的架子。不知出自哪位艺术家之手，纳吉铜像极其一般，他正侧着头，在向旁边有心无心地观看。他戴着一顶窄边软顶小礼帽，穿一件有些皱巴的风衣，右手的木制手杖搭在左手胳膊上；窄窄的瘦脸，戴着那种无外框的圆镜片老式眼镜；浓浓的八撇胡，微微上翘；眼睛似乎半睁着，彷佛正在思考问题，如果不标明这位站立在桥上的过桥人是纳吉，我们都以为他可能是一位知识分子、中学老师；也可能是位临出庭的律师，刚刚下班的政府职员。看得出，他那双不大的眼睛里还透着深深的忧郁，深远的顾虑，深刻的思考。纳吉铜像的前面放着两排鲜花，那是悼念他的人轻轻放下的。人们不会忘记他，常常会有人在纳吉面前朗读裴多菲的《民族之歌》：“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愿意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你们自己选择吧。”

　　我在一九六一年四月曾和一位匈牙利“巨人”握过手，幸运至极。那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世乒赛，有位匈牙利选手叫西多很出彩，因为他身高体胖，一米八左右，体重至少有二百多斤，据说还得过世乒赛的男子单打冠军。比赛完，一部分运动员要和中国北京的少年先锋队员联欢，我当时就在附近的三里屯小学上学，是学校少年先锋队的大队长，有幸入选。至今不忘的是西多如巨人一样走到我的面前，我有点害怕，我从未见过这么巨大的人，他的皮肤白得发粉，接近粉红色。我握着他的手，就像握着戴着五六副棉手套的老师的手。那手如此的宽大雄厚，如此的平坦舒软。啊，匈牙利人，让人难忘的匈牙利人。

　　（“布达佩斯的记忆”之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