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杜重远寓所位于上海淮海中路/资料图片

我泪目走进为小妹“杜颖叙别会”坐落在上海图书馆的会场时，一眼望去，主席台上，四周墙沿都是花，不禁想起“自携瘦影步花荫”。然而，这些花篮高雅致逸，素净中又点缀五彩缤纷，含情脉脉，给悲者温馨拥裹。

真的没有想到，十月二十三日那个清晨，小妹就这样骤然离去，给我留下了沉重的打击和无尽的哀恸。她一生与我为伴，形影不离，是我送走的最后一个亲人了。午夜回忆：她没有见到过爸爸，生下来两分钟还不到，妈妈昏厥，军阀盛世才就派来杀手，将她扔到窗外，零下四十六度的大雪中，幸有白俄助产士，冒死抢回，捂在胸口，许久，才听到小妹的哭声。盛世才不仅残酷地杀害了爸爸杜重远，毁尸灭迹，更将当时无药可救的结核病传染给幼小的我们。小妹尚在襁褓中，受害最深。十四岁时发作一场十分罕见的疑难险症：全身大出血，高烧四十度，经久不停、不退。虽经过当时上海中山医院大力医救，依然七次报病危。 　　在她以后的人生中，多种疾病相继缠身。她幼年与我和弟弟一样，由于结核病的传染性，一天小学、中学也未能读过，全靠妈妈病床边授课：文科、数理科、外文、音乐课等。小妹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的那一年，二千多名考生中，录取七人，她是七个中的一个。毕业后因身体虚弱，无力再弹钢琴，而进入外事办国际问题研究所（现研究院），任职英文笔译。她译出的《达扬外长传》、《郑念在上海的日日夜夜》等作品，已近资深译者的水平──这是因为“文革”期间，她英文打字留下了一百多册外文经典作品，大大提高了她的翻译素养。

图：杜毅与杜颖面对人生疾苦，仍不忘回馈社会 资料图片

妹妹心存点滴回馈社会，遵照母训，引进外资，每建成一座基础设施，妹妹便将公司谘询费的一半，投向社会公益事业：她捐助过苏州河环境综合治理；帮助没钱上大学、没钱治病的困难家庭；二〇〇四年，小妹在上海位育中学建立了“爱国主义音乐教育基地”，定购了一批价格不菲的夏威夷电结他琴，聘请著名的艺术家教学，取得很好成绩。因为此琴声特别悠扬悦耳，帮助孩子们静下心来读书。每年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这些青少年常获大奖，已然成为上海的一个艺术特色。在妈妈病逝将近五周年时，她在病房内，新学苦练夏威夷结他，半年竟能录成碟片。片中有我用中英文叙说家国衰兴，配合妹妹结他名曲悠扬。妈妈五周年忌日之际《锁不住的琴声》碟片分送海内外亲属。美国“夏威夷结他协会HSGA”吸收小妹杜颖入会，成为该协会里的第一位中国人。

小妹最后一次住院期间，一直面带微笑，遇到领导和友人来看望时，更加笑得灿烂如花。她笑对死亡，感恩而归。

我从太平间回到家里，人去楼空，正是“杜鹃声里斜阳暮”。我站在小妹安静的卧室里，问空床：“小妹，你真的没有了？永远也等不回来了？”泪眼婆娑中，我记起三年前，她刚从香港回来，就坐在这张床上，填写欧阳修《蝶恋花》的词，轻声念读：“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帮助病中小妹的三位护理，怕我伤心，催我晚餐。饭菜飘香，温语相伴。我忽然问自己：“我凭什么坐在这窗明几净的客厅里，丢下小妹一人孤单地躺在太平间冰格子里，饥寒交迫？她何尝有过这样的遭遇啊！”我痛哭失声。我一生护理三个不治之症的亲人，剜割痛苦，守候无望，有太多的眼泪，我总是死死关住泪闸。年轻时哭，怕妈妈伤心；年老时哭，怕妹妹担心；而今，我什么顾虑都没有了，让眼泪排毒吧。我哭得酣畅淋漓，自由减负。哭声中，我听到门铃响了，座机响了，手机里短信、微信叮叮当当响个不停……是朋友的支持兜住了我的眼泪，扶我走在彩云间。只是我仍懵懂：没有小妹的日子，怎样才能过好？现在我又盼望小妹在太平间的时日能长一些，尽管冰格子，也还是在地面上，我还能去与她说说话。

我将努力走出丧亲阴影，争取枯木迎春萌新绿。此时，我突然觉得，这不是一场送别，而是一次重逢。

编者注：杜重远，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一九三四年在上海创办《新生》周刊，宣传抗日救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推动张学良与共产党共同抗日，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三九年赴新疆从事抗日后方建设，后被军阀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