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土瓜湾十三街唐楼群。/资料图片

　　香港─这个小岛上，名牌店林立、很多人手上戴着Rolex、拿着LV手袋、穿着Gucci皮鞋、喝着半岛酒店下午茶。曾陪朋友去中环一家诊所，有两个衣着考究的女士也来看医生，看起来是老相识偶遇。先是用粤语打招呼，然后就用英语聊起天来。令人想起托尔斯泰小说里，十八九世纪的俄国上流社会贵族也常常拽一两句法语或英语，以示身份高贵。

　　也在这个小岛上，还有一群人，在街头拾荒，在工地流汗，在贫困线彷徨，居者无所，劳者无家。曾在游泳馆门口，数次看见苍老的流浪汉倚靠在坐椅上过夜；曾在尖沙咀的街角，看见佝偻脊背的老人冒雨守着修鞋摊；也曾心惊胆战走过跑马地的地下通道，两侧躺满了流浪者，通道弥漫着尿臊味。通道之上，马场的包厢里香氛氤氲，女人们头戴样式浮夸的英式帽子或花饰，男人西装革履，悠閒地饮酒品茶观马。

　　这个城市的富贵到什么程度，无法想像；这个城市的穷苦到什么地步，超乎想像。

　　日前到土瓜湾老社区，这里街道老旧，五六十年楼龄的老楼比比皆是。七十八岁的好姐无儿无女，一人独居公屋。公屋顶多三十平方米，住了三十年。满屋的陈设也停留在八十年代，笨重的老电视机、简陋的老餐桌，墙皮泛黄斑驳，杂物从地板堆到房顶，没有一件像样东西。好姐有腰腿痛等老年病，走路不便，医生劝她做手术，但公立医院排队轮候时间太长，私家医生又太贵，她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就不做了，只要能动就行了。病痛难受时要么自己扛一扛，或者凭政府每年发的五千元长者医疗券，到偶尔来社区的流动中医车做针灸，一次一百蚊。她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每月领取综援三千八百多元，公屋月租四百多港元。早中餐一般去老年中心吃，省钱。有事时义工会来帮忙。好姐淳朴善良，频频说“有公屋住，开心知足感恩”“自己没有要求，平安就好。”唯一的希望是“后生仔不要搞事”。

　　住过渡性房屋的张先生出生在香港，一岁时随父亲返内地，在一个直辖市长大生活就业，一九九三年返港定居，老伴芬姐原来在大学工作，一九九五年辞职也来到香港。夫妇来港后在小学做校工十九年，现均已退休。独子住深井，从事装修行业。来港快三十年了，老两口至今没有一套自己名下的住房。过去住学校宿舍，现在年逾七旬，仍在轮候公屋。这套过渡性房屋没有电梯，一个客厅两间卧室却是两家人合住。十一平方米的卧室是老夫妇的，月租一千三百四十港元；九平方米的小屋住另外一户。房子到年底期满，眼看就差两个月了，下一步将安置哪里？仍是未知数。一旦住房合同到期，轮换公屋申请还没批下来，就得自己租短期房，或者把东西存仓储，暂住廉价酒店，这对他们来讲是笔不小的开支。并且短期房难找，签长期合同又担心公屋轮候到了，造成租金浪费。现在张先生每天去邮箱查看有没有房屋署的信函，每天都是空手而归。

　　若他们仍生活在内地大城市，以芬姐的大学教职，一套百十平方米的房子不成问题；退休金用来颐养天年更不成问题；儿子上大学有个体面的工作体面的生活，也不成问题。

　　住㓥房的秋凤今年四十岁，二十二岁时从广东云浮嫁过来，如今全职在家带年幼的子女。家庭经济来源主要靠丈夫一人做装修散工，受疫情影响，有时一个月只有几天开工，生活拮据。这套房被㓥成了三间，住了三户七人。她一家四口住的不到二十平米，月租五千港元。另外两间㓥房面积更小，厕所是没有窗户的“黑厕”，楼下餐厅的油烟经常排上来，空气很差。她叹着气说“太压抑了”，自己要是留在广东，住的地方比这里大得多。前几天一家人终于申请到了公屋，正在翻新等入住通知。这还是在儿子女儿出生后有加分，排序从头来过，好不容易才申请到的。“我住㓥房十年，轮候了十八年才等到这个公屋”，说这番话时，秋凤脸上仍然没有一丝轻松欣喜。她八岁的儿子躲在里间小床上写作业，三岁的小女儿活泼漂亮，拉着我们的手看她的小玩具，眼睛像月牙般笑弯弯的。

　　一街之隔有在建的新楼盘，隔壁是崭新的酒店，漂亮气派，当然都是大商家开发的地产。那边是香港，这边也是香港。然而，那边的光鲜不属于这边的人们，这边的惨淡也不属于那边的关注。在这个地方，抬头可见大都会的丰采；低头随处俯拾哀哀民生。此一眼繁华快意，彼一眼辛酸不堪。同一时空下，两个完全不同的平行世界。

　　民生即民意民心，民生大过天，汤汤势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看似微如尘埃，却是为政治理大事。这一个个愁容，一声声叹息，一幕幕日常，夜听萧竹，枝叶关情，谁能安卧？岂能安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