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在国家植物园内偶遇《大公报》的“大公园”版面。/作者供图；右图：国家植物园冬景。

　　春节期间，逛国家植物园。冬天的北京是清瘦的。六百公顷的偌大植物园，花草一减丰盈，都在冬眠，颜色素淡身形清削，像一幅水墨丹青。

　　说是游逛，其实大冷天做什么都没法悠閒。穿得厚重，走快了累，走慢了冷。但可静静感受植物的平和。慢慢地生，悠悠地长，缓缓地睡，把控生命的节奏，不徐不疾。

　　不料在植物园里，却发现了花草以外的惊喜——

　　北园有一个曹雪芹纪念馆，是一处老树掩映、幽静古朴的四合院。当年就在这个正白旗宅院内，曹雪芹完成了《红楼梦》的创作。《红楼梦》成于一七五三年，迄今整整二百七十年。为此，植物园内布置了一组展览《梦见的岁月》，有七十六块展板，沿植物园中轴路铺设，分别展示清代、民国、当代不同时期各界人士对《红楼梦》的评鉴和衍生创作，包括批语、绘画、评论文章等。

　　一边走一边随意浏览，突然一幅展板吸引了我：两面旧报纸的影印图片，版面上的刊头和题花格外醒目—“大公园”。虽然是美术字，并且是从右往左排，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惊喜得叫出了声，哈！好像巧遇老朋友。伏下身仔细观阅—

　　这是一份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大公报》，三分之二版面广告，上方三分之一是栏目内容，竖排的文字间，嵌着“大公园”刊头和题花，刊头是圆体字，题花是小桥村树和炊烟房子，远山的线条恰好形成一个椭圆—“大公园”果真有了公园的样子。“园”内共三篇文章，一篇写《世界低音歌王—平克劳斯贝》，一篇是《元春的入宫—红楼梦笔记之六》，还有一篇是章回小说连载《县太爷》。

　　作为“大公园”栏目作者，又惭愧又骄傲地恍然大叹：“百年老店”的《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和“小公园”也都是“老字号”！

　　让人引以为傲的是，“大公园”“小公园”从编辑到作者，无数名家在此耕耘，成为一个时代文人风云际会的平台，胡适、梁实秋、丰子恺、林语堂、曹禺、冰心、茅盾、巴金、老舍、林徽因……众多中国文学现代史上的巨匠，都曾是《大公报》副刊的作者。何心冷、徐凌霄、曹世瑛、吴砚农、陈纪滢、冯叔鸾、沈从文、萧干等曾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副刊编辑。

　　何心冷主持副刊时，化名“园丁”配发《我们的公园》一文：“我们的公园，没有杰阁崇楼，只有几间茅屋；没有嶙峋怪石，只有几块破砖；没有飞瀑流泉，只有一湾活水；没有珍禽异兽，只有在天空里飞翔着的鸟儿。……我们的公园，本来是为精神上得到安慰的人们而设的，‘门虽设而常开’，爱什么时候进来都行，只要能使大家安安静静地领略一些自然的趣味，不求其他。有花随你玩赏；有鸟伴你歌唱；有高高的天空，任你长啸；有密密的浓荫，任你狂哭。我们相信在这一块小小的地方，也许会发生出不少的趣味。”大小公园的主旨，可谓尽在其中矣。自上世纪初创刊，《大公报》始终都将文学副刊看作报纸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即使在抗战最艰苦时期，很多专刊停刊的情况下，大公副刊依然坚持出刊。

　　大公副刊的鲜明特点是推荐新人新作，发掘无名后进。这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实属难能可贵。胡政之当总经理时曾鼓励萧乾“我们不靠副刊卖报，你也不必学许多势利编辑，专在名流上着眼，你多留意新的没人理睬的，只要从长远上，我们能对中国文化有一点点推动力，那就够了。”萧乾对文学青年始终格外呵护，以“文学保姆”自称，并感到“莫大的快乐”，他认为“文章的水准不能以‘流’来估定，我们对于每篇文章最初的要求是它的创造性。”“报刊编者赢得人心，要靠品质、胆识，最忌有捧角之嫌。”他用过鲁迅、巴金等人的稿子，但并没把这些放在神龛里供奉，对于无名作者来稿必看。“大公园”培养的文学青年，许多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如何其芳、严文井、萧红、靳以、常风等。“大公园”“小公园”给予小苗营养，长成了大树。

　　上述写红楼的作者陆冲岚，生于一九一五年，浙江海宁人，在温州教过书，后到上海工作，为上海诗词学会会员。陆在文坛上不算大家，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时也才三十出头，是一个文学青年。时至今日，还常有作者记述自己如何踏入“大公园”，有的从当《大公报》的读者偶然兴起，投稿二十几年，从退休写到八十多岁，至今不捨。有的一介中学老师，在图书馆发现了《大公报》，便试着投稿，其在“《大公报》未必是发稿最多的，但一定是最开放的。”

　　有评论说“《大公报》的副刊内容丰富，既广又专，起到了传播知识和教化受众的作用。”孙犁回忆，他一九三五年失业家居，想订份报纸。父亲为了省钱要他订一份小报，他坚持订《大公报》，他认为“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一些有学问的、有事业心的、有责任感的人编辑的报纸。”

　　如今，“大公园”“小公园”如一块块花坛，清丽爽目。其中既有作者的精心培植，也有编辑园丁的悉心照拂。

　　在国家植物园“大公园”偶遇《大公报》“大公园”，当真是奇妙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