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犹太作家丹尼尔．戈迪斯著《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

　　早前内地新上映的德国电影《谁偷了我的粉兔子》，讲述了犹太女孩安娜为逃避纳粹迫害而漂泊异乡，戏里的情节感人至深，而戏外的故事同样令人唏嘘。

　　影片改编自英国女作家朱迪斯．克尔的同名自传小说，她出生于战前德国的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片中的流亡经历正是她一家人的遭遇。与电影采用悲伤中带着温情的表现手法不同，现实中的一切无比残酷，九岁的克尔跟随父母颠沛流离，路上经常食不果腹，还要时刻提心吊胆，最终辗转了五个国家才落脚英国。用克尔在书中的话说，“没有人会因为好玩而流亡他乡，人们深爱自己童年待过的地方，那里的人，那里的语言。”而她之所以饱经磨难，皆因她是一个犹太人。

　　实际上克尔在英国落脚后，社会气氛未有本质改善。当时纳粹思潮在英国盛行，不仅有很多纳粹党人的信徒，就连王室都与纳粹有着扯不清的关系，像“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就被指充当纳粹德国的间谍。英国许多贵族和社会名流更与纳粹关系密切，美国耶鲁大学学者劳伦．杨在《希特勒女孩：二战前夕的英国贵族和第三帝国》一书中，就讲述了年轻贵族尤妮蒂的真实个案，她本人迷恋希特勒，是一名激烈的反犹太主义者。为了见到希特勒，她还入读了德国南部的一所精修学校，她后来得以和希特勒见面一百六十多次，涌动于英国上流阶层的亲纳粹狂热可见一斑。

　　甚至连英国政府对犹太人也缺乏同情。犹太作家丹尼尔．戈迪斯在《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一书中直指，二战期间英国负责托管巴勒斯坦，但在战争最初的十九个月中，没有批准一名犹太移民进入该地区。不仅如此，英国为防止犹太移民潜入，还专门建立了拘留营，和纳粹德国一样将抓住的犹太人，统统关进有铁丝网的营地。据说战时首相邱吉尔亦对犹太民族没什么好感，剑桥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托伊曾在学校档案馆中，发现一篇他写于一九三七年的文章《犹太人如何才能抗击迫害》，他在阐述席卷欧洲的反犹浪潮时声称，“或许他们（犹太人）也应该为自身所遭遇的灾难负部分责任”。这也就不难理解，邱吉尔为何一度登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暗杀名单。

　　正如英国学者卡尔德．沃尔顿在《帝国内幕：英国情报机构、冷战和帝国的黄昏》一书中所说，老牌帝国与犹太民族的关系并不和谐，想知道英国人缘何对犹太人反感，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早在十一世纪欧洲“征服者”威廉入侵英国，犹太人便随之而来，基于宗教等复杂因素，犹太人多以放高利贷为生，加上后来欧洲十字军东征运动等政治迫害，英国人对他们的偏见和敌视与日俱增。比如理查一世时期，伦敦的犹太社区遭到大洗劫，许多普通犹太人被屠杀；到了爱德华一世时代，他又对犹太人下达“逐客令”，所有犹太人必须限时离开英国，否则将被处死。甚至直到十九世纪，英国各阶级也常将犹太人视作异教徒，并未给予他们相应的公民地位。

　　英国这种弥漫的反犹情绪，也在文学作品中有所记载并可一窥端倪。像莎士比亚笔下《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便是贪婪的犹太奸商；狄更斯《雾都孤儿》中的大反派和邪恶象征的教唆犯斐今，也是阴险毒辣的犹太人。甚至以童书《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闻名的达尔，也声称“希特勒不是无缘无故找犹太人麻烦”。如同英国学者西塞尔．罗斯所形容，对犹太人的偏见根深蒂固，注定了他们在英国只是被利用，“似乎就是一块吸满了王国流动资本的海绵，每当国库国虚时，就要去挤这块海绵”，根本摆脱不了被歧视的命运。

　　值得一提的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犹太裔的本杰明．迪斯雷利破天荒地担任了英国首相，但背后付出的代价却鲜被提及，他不仅为此改变宗教信仰成了基督徒，更去掉了犹太姓氏，在他刚从政时因犹太人多从事旧衣买卖而被人蔑称为“旧衣服”，即便他成为首相后，外界仍质疑他是否对英国足够忠诚。事实上，直到将近二十世纪，犹太男性才获得与其他英国白人男性完全一致的政治权利。

　　进入二十一世纪，英国社会日益政治化，犹太人的处境变得更为复杂。二○一六年发生了著名的伦敦市长选举风波，有工党女议员因不满以色列的中东政策而被批反犹，工党前伦敦市长利文斯通站出来为其辩护，指“以色列人在批评纳粹的同时，他们也在对巴勒斯坦人做同样残忍的事。以色列游说团体长久以来精心布局，令如今只要有任何人批评以色列政策就被视为反犹太人。”岂料他这番话遭到不同政治立场人士的集体围攻，以至于有评论指，他们并不关心反犹本身，更像是把它当作选战工具。另外，在英国脱欧期间，有极端民粹主义分子公然佩戴纳粹时代侮辱犹太人的“大卫星”标志。

　　直到今天“反犹”仍是英国社会的高频词，有社会学者就认为，犹太人的遭遇是冰山一角，显示英国社会远不如宣称的那样多元和包容，犹太人和许多其他少数族裔一样，尽管努力融入当地，却始终有如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