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资料图片

　　转眼，邵逸夫先生已离开我们十年，虽然当年和邵先生接触时，我只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张浚生副社长的助手，对先生只是仰望，但还是有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邵先生是从一九八五年起开始捐款内地教育事业的，他捐的第一个教学楼，就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这与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不无关系。张浚生是浙大毕业的，曾担任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来香港分社工作后又分管教育、文艺和宣传。他与邵先生多次交往，成为忘年之交。邵先生告诉张浚生，他生于清朝末年，那时的中国积弱积贫，政府腐败无能，百姓多为文盲，因此老是被世界列强欺负。他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只有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才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邵先生捐款教育事业的出发点。

　　第一个项目成功，邵先生很开心，希望再接再厉，每年捐款一个亿，用于内地建造中小学和大学教学楼、体育馆，这个建议大大超出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张浚生副社长的工作范围。于是张社长向教育部作了汇报，教育部当然开心，专门设置人员负责此事，每年通过筛选列出受捐学校的清单，报邵先生审阅后实施。因此，邵先生的教育捐款项目一直进行得非常顺利，全国各省都受惠。据统计，到二○二一年中国的文盲率已降至百分之二点六七；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七点八，进入普及化阶段。这里就有邵逸夫先生所作的贡献。

　　邵先生喜欢热闹，每年教育部团组来港向邵先生汇报、确定下一年度的项目，或者受惠学校专程赴港报告捐款使用，建设进展，受惠学生等一系列情况，邵先生都很开心，会在别墅见面，安排自助餐，请大家吃饭，我去过多次。自助餐菜式简单大方，数量管够，也不设正式的桌，不放正式的位。聚餐者来回走动，择空而坐，亲切交谈。每当这时，邵先生也会位于来宾之间，与各位打招呼，瞇瞇地笑，自己不吃，却热情劝出席者多吃一点。

　　有感于邵先生为内地的教育事业捐了这么多钱，做了那么多善事，教育部一直想找个由头感谢他。让张浚生上门，问邵先生有什么要求。先生思索后说，我一直有遍游内地名山大川的愿望，能不能教育部出面，每年安排我参观两个省，让我有生之年实现愿望，费用我自己出。教育部一听，如此简单的要求，请都请不来，怎么能让邵先生出钱。于是，在此后的十几年，邵先生每年游览内地一次。邵先生出游，每次会携不少亲朋好友同行，一路欢声笑语，开开心心。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写的《醉翁亭记》中有这样两句：“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先生的心境是与欧阳修一致的，他喜欢看到周边朋友开心，希望受惠学生快乐，自己也乐在其中。后来我调回杭州工作了，也不知道先生有没有实现有生之年遍游中国的愿望。

　　邵先生和教育部合作，捐建了几千个项目，我没听说他主动过问哪一个项目的建设情况，一直放心，放手。但杭州邵逸夫医院是个例外，他主动打电话给张浚生副社长，希望张社长陪方逸华小姐去杭州一趟，解决医院建设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邵逸夫医院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邵先生与浙江省政府签约，捐资一个亿港币兴建的，也是张浚生牵的线。邵先生的本意是在教育领域之外，开拓对医疗领域的捐赠，为内地打造几个具有国际标准的医院。为此邵先生特意邀请美国著名医科类大学──罗马琳达大学派出十馀位专家，配合浙江省进行医院的筹建和管理。但不知什么原因，医院建设费用超支，工程进度超期，与罗马琳达大学专家合作有些不愉快。为此，邵先生着急了。我们陪方小姐来杭州面见省领导，经协调逐一解决了遇到的一系列问题。面对工程费用超支，邵先生愿意增加捐赠额度。终于，邵逸夫医院落成了，我去这个医院看过几次病。平心而论，我不能说这是杭州一家医疗水平最好的医院，但绝对是管理水平最高的医院。

　　据统计，内地受惠于邵逸夫捐建的学校项目六千馀个，公益捐款超过一百亿港元。但邵逸夫不愿居功，他要求如果是他全资建造的教学楼、图书馆，才使用“逸”的全字，如果不是他全额捐赠，那楼名中的“逸”字必须少一点，以此表明建筑不完全是他捐助的钱。我认识一个小学妹，是个八五后，她告诉我，她在杭州外国语学校读中学时有邵逸夫楼；她到浙江大学读大学时，还有邵逸夫楼；有时生病了，去邵逸夫医院；生孩子还去的邵逸夫医院。“也许我的孩子长大也会这样”，她笑道。中国古人认为，做善事的最佳结局是：光于前，裕于后。邵逸夫先生做到了光前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