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在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是财富的代表，更重要是地位的标志。高车大马，标志乘车人必显赫尊贵。

　　孔子有位学生，其学业在孔子三千多弟子中名不见经传，但这位学生出身贵族，他亲自向鲁国的国君鲁昭公提出要去东周王都学礼，鲁昭公欣然同意，而孔子作为他的礼仪老师当然应该同行，从鲁国国都曲阜，到东周国都洛阳，何止千里？学生有车乘，而老师却无车行，于礼不轨，且孔子也是代表鲁国而去，于是由鲁昭公开恩，亲自赏给孔子一辆马车。

　　从此孔子以车代步。这种春秋时代的马车，是独辕两轮马车，车辕是架在两马中间，每辆车由两匹马拉，此乃士大夫之礼。即使是大夫车也还是有区别的，显赫的大夫的马车是“两牡”，即一色的公马，且车上配有铜銮铃，马辔头上有铜饰，车是分檀木车、枣木车、榆木车，估计孔子的车不会豪华到士大夫“顶配”，马也不可能是两匹“牡马”，很可能是一辆“素车”，但孔子的车也需要一个“驾驶员”，驭者是跪蹲在车的右侧，双手持繮，右手还夹着一支马鞭。孔子应站立在车的左侧，也可坐在车的左面或右面的车梆上。

　　有一张清拓汉碑帖《孔子见老子像》，老子、孔子均从身后的乘车下来，双方以礼相见，二位均属有车阶级，从拓本上看，两人的车是属于同一级别，皆有“御夫”，拥有专业“驾驶员”，在春秋直到战国，驾车是要有“驾驶证明”，如果违反“交通规则”，连续四次无照驾驶，按秦《除吏律》：要被处罚做一定的徭役。孔子、老子的车都不大，春秋时期士大夫的标准车型，上有车棚。但其驾马，皆高大健壮，应为两匹“牡马”，说明孔子在不断“进步”，也说明孔子、老子的社会身份不低，皆士大夫也。

　　孔子对车的看重，也是因为其“奉礼”。“克己复礼”，礼为尊，为上，而孔子教学六艺为上，礼、乐、射、御、书、数，御排在第四位；在西周时做官，要能御、会御，否则难登大雅之堂。六艺不通，不能为士大夫，后礼乐崩坏，到春秋战国发展为有御夫驾而士大夫乘，但车是不能少的。自从与老子见面后，对孔子的影响颇大，孔子常常临车答客难，似乎更增加他的权威性。

　　孔子从公元前四九七年开始到公元前四八四年，周游列国，十四年间，几度风险，但孔子始终对车不离不弃，最艰难时也从未想过卖车渡难关。就是因为有了那辆属于他的乘车，孔子才能游历卫、陈、曹、宋、齐、郑、蔡等国，传播他的礼数，宣传他的理念，才使他的声望“破鲁而出”“闻达于诸侯”。

　　孔子重视车，因其知晓车的历史。车起于商，商之后期已有两匹马的驾车，再高级到四匹马驾车。商之时，车首先被用于战争。国之大事，礼与戎。兵车的出现，使战争开始升级。《史记．周本纪》记载，牧野之战，周武王兵力为“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

　　到西周时期，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对战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诗经》中说：“戎车既驾，四牡业业。”这时期驾兵车的军马已然必须是牡马，健壮的公马。兵车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也是一个国家强盛的主要标志。一个大国强国要拥有兵车数百乃至千乘，而像齐、楚、秦、晋这样的大国，拥有的兵车总在三千辆以上。战车的使用是冷兵器时代战争的一个飞跃。左丘明记《曹刿论战》中有一句经典，“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记载士大夫乘车，如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说蔺相如为避免与廉颇内斗，有意躲避他，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这种士大夫乘车礼仪一直延续下去，直至西汉，那时，孔子已然高居人师之高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