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二○○七年出版的大公报名记者丛书── 子冈卷《如是我闻》。右图：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二日，《大公报》发表子冈的文章《烟火中的汉阳》。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九周年，也是我母亲子冈（彭子冈）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在这不平常的日子里，也更使我怀念她的音容笑貌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日军大轰炸──大公报记者子冈采访岁月中重要的一课。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国民政府迁渝后，重庆成为中国抗战之中枢──战时首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在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一九四三年八月，日军先后出动军用飞机九百馀架空袭重庆，进行灭绝人性的大轰炸，以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并妄图摧毁人民的抗战意志。

　　在这不平凡的抗战岁月中，我母亲子冈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与徐盈（我父亲，大公报记者），离开沦陷后的北平，辗转抵达汉口。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大公报》又迁到重庆。这样，母亲又经历了在重庆的日军大轰炸及“跑警报”的岁月。

　　那些年，母亲写的有关日军大轰炸及其他事件是很多的，发表于《大公报》，如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三日《扑灭现代刽子手──记武昌被炸区域之悽惨景象》，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二日《烟火中的汉阳》，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五．三的血仇更深了》，一九四○年十月三十日《雾里空袭记》，一九四一年三月八日《光明和动力的使者》等等，可以看出，母亲对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怀着深切的关注和深情。战争对于这位才二十四岁的年轻记者来说，也是一种历练。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三日，日军疯狂轰炸武昌，子冈写下了：《扑灭现代刽子手》的檄文，此文立刻登在汉口版的《大公报》上。“……警报！时钟指着十二点一刻，天空明亮得如同点着万千盏汽灯，愤怒地准备监视人间强盗的屠杀……”“不到二十分钟的巨响，他们炸塌了无数民房、医院和美国教会学校……粮道街、二道街等处附近成了火烧场，成了屠门，成了新坟。

　　哭泣、叹息、咒骂！

　　焦黑的死尸，破烂的瓦片，倾圮的电线杆，荒塚一样的瓦砾场……

　　胭脂山的民房被炸毁了一大片，已经挖出的死尸搬到山对面的人行道上，残缺的肢体垃圾有时嗅到一阵血腥，挖出来一只腿，一只胳膊，或是一个辨不出眼睛鼻子的焦黑头颅……死者家属跑过来认，刹那间竟认不出是不是自己的父母子女。

　　省立医院之外落一弹，院内落二弹……有几个婴儿死了，被家人抱着，小眼睛骨碌骨碌看着天花板，不知可曾震聋了小耳朵，初生就听到了这样巨大的声音。这几个劫后的遗孤，将来一定会是敌人的对手，毕生忘不了死在产褥上，死在弹片下的妈妈。

　　远在武昌小东门的美国教会女学校圣希理达也被炸，汽车数辆也被毁，天上的刽子手连屋顶上的美国国旗也不看在眼内……”

　　这就是年轻的记者──二十四岁的子冈对于日军轰炸的描写。她文笔精练，文字生动，不愧是教育界导师叶圣陶的好学生。

　　母亲出身苏州教授家庭，本可以穿着精致，优雅悠閒地行走在苏州街道上，但事实不是这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以“狮子般的勇猛”来描写、控诉日军的暴行，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国家危亡的焦虑及对百姓的深情。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子冈在《大公报》发表《五．三的血仇更深了》。同一天，《大公报》也发表社论《血火中奋斗》，两篇文章同放在一版上，影响很大，它表达了中国人民坚决抗战到底的斗志和勇气。

　　随着大轰炸给人民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跑警报”更给重庆市民生活带来无尽的苦痛，产生极大的战争恐慌及心理压力。每当日机来袭，市区防空警报随即拉响，市民纷纷躲避。在重庆大轰炸五年多的时间里，跑警报已成为市民中不可缺少的事情。

　　当时我父母在重庆《大公报》工作，他们为了躲警报，住所连续搬了四次。当最后一次他们的住所也成为瓦砾之后，爱国老人、七君子之一沈钧儒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让他们搬进良庄──这是沈老及几位爱国民主人士居住的地方。他俩搬进沈老不足十平方米的客厅，一住数年，受益无限。

　　子冈类似的聚焦大轰炸，写敌军暴行及人民英勇的文章还有不少，在敌军狂轰滥炸的岁月中，由子冈以笔为武器，以刚勇正直的“狮子般的精神”投入战斗，一篇又一篇，表现出非凡的战斗风采。

　　如今回望，更加坚信：胜利永远属于热爱和平、坚持斗争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