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前，我初来乍到香港，经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老师举荐到金庸先生身边工作。金庸先生嘱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整理并加以分类登记他多年来阅读和收藏的书籍，一部分是从他家中书房搬来的，一部分是办公室书橱上的。我把需整理登记的书籍分批摊放在金庸办公室的地毯上，逐一翻阅，登记入册。有时不自禁会随着翻开的书页而阅读起来，偶尔金庸先生来办公室，他只是微笑地询问几句，从不管我的具体工作和进度。

　　金庸先生拥有的图书，主要有四类：文学、历史、佛教、围棋。令我印象极深的是，他拥有多套《大藏经》，其中有普慧大藏经刊行会一九四四年版的《南传大藏经》和《大藏经》；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原编辑、中华佛教文化馆大藏经委员会一九五七年版的《大藏经》；以及修订中华大藏经会一九七四年版的《中华大藏经》。还有许多线装本的佛经，如《楞严经》、《大智度论》、《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等，以及大量英文版的佛学经典和研究著作。如果这只是作为个人的藏书，或许不少爱书者、藏书家、学者专家都远超过他，但难能可贵的是，几乎每本佛教书籍金庸先生都翻阅过，其中绝大部分都留下他点读时所做的红笔圈点和批注。

　　金庸先生的读书习惯是直接用红笔在书页上点读，写批注。他素以博闻强记令人印象极深，且有过目不忘的惊人之处。他阅读量之大、涉猎之广，通常学者都难以相比。他记忆力超人，很多书籍读后就直接在写作中引用，不需再查对原书。他读过的书籍恍如被全部印刻在他的大脑硬盘里，存放在记忆库中，随时可用他的天才检索提取出来查阅改写，以他的般若来融会贯通，重新创作，自成一体。〈谈“色蕴”〉就是明证。它分为七个部分，作为“听香室笔谈”连续发表在香港《内明》佛教月刊上（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第六八期至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第七四期）。这篇佛教研究的长篇论文，逻辑缜密，条理清晰。所论所证均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所思所议亦独特新颖，非初学能有。

　　不过，根据金庸〈后记〉自述，“我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间开始亲近佛法”，至此文的第一部分问世，才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至全文的刊发也才一年半的时间。他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阅读如此之多的佛教经论，撰写出如此论理深邃、见解独到的佛学论文，委实令人讶异。我以为，不用累世修行所得，无法解释。恰如金庸于一九七七年在《侠客行．后记》谈到，小说虽体现出“大乘般若经以及龙树的中观之学”，“极力破斥繁琐的名相戏论”，“强调‘无着’、‘无住’、‘无作’、‘无愿’”，但自己“写《侠客行》时，于佛经全无认识之可言，《金刚经》也是去年十一月间才开始诵读全经，对般若学和中观的修学，更是今年春夏间之事”。他坦诚表白：“此中因缘，殊不可解”。

　　金庸的文字般若更表现在天赋异禀的文字表达能力。无论多么艰深的理论，他都能将其化为最平白通俗的白话加以表达。古人晦涩难解的文言文，他引用时总是能以平直朴实的直译重新复述道明。西方哲学经典同样也难不倒他，照样能化繁为简，变难为易。恰如金庸在〈谈“色蕴”〉中说到，佛陀认为众生平等，“佛陀对任何人都说法，不论是国王、大臣、富翁、贵妇，还是佣僕、奴隶，他都肯不厌求详的教导”，“如果他的话中包括大量抽象概念和专门名词，好像后世佛学者们所说的那样，这许多没有什么知识的人又怎么听得懂，又怎么能得到解脱？”金庸的写作自始至终奉此身体力行。《金庸学佛》除了〈谈“色蕴”〉，其余的文章都是根据金庸手稿整理，首次发表，篇名为编者拟写。其中“佛经故事”七则、〈佛义浅释〉，可谓金庸践行宣扬佛法的尝试。〈佛教八宗〉则是〈谈“色蕴”〉的补充。

　　二○一八年金庸先生逝世后，承蒙金庸夫人查林乐怡女士的信任，让我参与整理先生的遗物，尤其是他的藏书和部分手稿。再度面对金庸先生拥有和阅读过的数万册书籍，睹物思人，先生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虽然不能亲聆他的教诲，但我发愿投入全部身心和精力认真仔细整理他的书籍和手稿。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绝大部分藏书已经完好地转交给香港文化博物馆的金庸馆和香港中央图书馆。同时，尽自己的浅陋学识，将他研究、翻译和撰写的心得笔谈，归类梳理，陆续编辑出版，公诸于世，以期所有的金迷和众多的研究者能更深更广地了解金庸，打开并探索金庸深邃的知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