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犯下纍纍暴行。\网络图片

　　一九四七年，印度独立前夕，德里殖民办公室的后院传出熊熊火光，成捆的文件被扔进火堆，浓烟笼罩了这座城市好几天，一场人类历史上的罪恶之举拉开了序幕。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伴随着全球独立运动的风起云涌，这把罪恶之火几乎燃遍了亚洲、非洲和加勒比海等地区的英国殖民地，其目的只有一个──在英国撤退前销毁殖民罪证。这些见不得人的举动，却被伦敦当局冠以中性的称呼“遗产行动”（Operation Legacy），而整个行动一直以秘密的方式进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接近尾声。长期以来，该行动始终遮盖着神秘面纱，在二○○九年，多名肯尼亚人起诉英国政府，指控英国殖民当局在当地犯下纍纍暴行后，事情终于得以曝光。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几名原告控诉英国殖民者不仅霸占当地人的土地，还对他们实施了酷刑等折磨，有男子甚至惨遭阉割。然而，英国政府却对这些指控闪烁其词，声称查不到相关历史文件，但迫于外界的压力，最后不得不承认殖民统治时期暴行的证据是确切存在的，只不过大部分文件消失了，因为被英国政府刻意销毁了。

　　英国历史学家娜塔莎．蒂德在《人类不会停止说谎》一书中，描述了当初英国如何掩盖殖民罪行。当时在殖民地独立后，从理论上来说，英国人会将所有文件移交给接任的当地政权，可显然他们很不情愿，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向新独立的国家交出殖民统治期间英政府犯下的一桩桩、一件件恶行的证据。于是他们开始进行剥离所谓“难堪”纪录，并将文件偷运回英国。问题是，运回如此大量的文件耗时耗力，而且大多数殖民地政府缺乏专门的人员来秘密行事。于是，他们很快转而采取了替代方案──能运走就运走，运不走则就地销毁，借用一位殖民官员的话说：“化为灰烬便不会遗漏”。

　　根据二○一三年英国国家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显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担任殖民大臣的伊恩．麦克劳德，就销毁文件的方法下达了详细的官方指令，以便尽可能消除殖民证据：当文件被焚烧时，“废物应化为灰烬，并将灰烬分解”；如果文件数量太多焚烧不过来时，可选择投入大海，而任何倾倒在海上的废物，都必须“装在加重的板条箱中，并倾倒在非常深且无水流的海中，而且要与海岸保持最大实际距离”。随着每个殖民地的移交，“遗产行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全球各地的英国殖民政府后院都燃起了火光。

　　例如一九五六年，英国殖民当局准备从马来亚撤离时，进行的销毁工作比在印度德里要更有秩序，销毁的文件包括对起义组织的镇压暴行、华人社区的大规模驱逐和逮捕行动、巴唐卡利村杀光烧光行动等事件相关纪录。而其他殖民办公室则提前几个月便开始烧毁文件，以防烟雾和灰烬挥之不去，比如在亚丁仅焚烧工作就持续了一年。各地殖民办公室还可以单方面决定什么“重要到需载入史册”（也就是偷运回伦敦），其他的都可付之一炬，甚至还动用了英国海军在新加坡的焚化炉，以避免引起怀疑。一九六一年底，特立尼达殖民当局担心焚烧的动作太大，选择了把成箱打包的文件扔进海里，为掩人耳目，此项工作都在晚上进行。

　　与许多殖民地一样，英国殖民当局只信任欧洲血统的英国军官。比如乌干达殖民办公室只有一小部分是欧洲白人，所以如果想要检查完所有文件，无论如何都需要几名非洲同事加入，但却遭到英国安全部门军情五处的坚决反对，最终出动了英军来协助。内部备忘录还显示，一名非洲同事为某个负责遴选文件的英国官员泡了一杯茶送来后，该官员大惊失色，以擅闯禁地为由处分了对方。在具体操作上，通常由两名高级行政人员和一名警察特别部门官员组成三人委员会，决定哪些东西将被销毁，哪些东西将被偷运回伦敦。那些数量庞大的文件被标注成“安全”和“危险”两类，如果一份文件有一丝丝危险的味道，那么一把火点燃是最安全的。

　　并非所有敏感文件都被销毁，仍有相当数量被偷运回伦敦。殖民地官员被告知，通过海路送回英国的成箱文件只能委托给“英国船上的英国船长保管”。那些被送回伦敦的文件存放在白金汉郡汉斯洛普公园的铁丝网后面，那是伦敦北部的一个政府通信研究中心，与军情六处和军情五处共同运营。据估计，这些文件约有一百二十万份之多，占据的书架连起来长达一英里，其中最早的可溯及一八三五年。据“遗产行动”的多份内部备忘录显示，由于销毁行动是秘密进行，意味着世人永远不会明确知道究竟损失了多少历史文件。

　　据已知情况，共有四十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英国去殖民化进程期间，见证了重要文件被殖民当局大规模销毁。英国新闻记者伊恩．科贝恩在《历史窃贼》一书中曾说，英国实施“遗产行动”，是为了让人们对殖民的记忆带有“喜爱和敬意”。但实际恰好相反，当英国的谎言被揭穿，世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即使其可以销毁殖民文件，却永远无法改变罪恶殖民史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