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个漆面斑驳的木盒，内装厚厚一叠泛黄的地契，还有曾祖父民国时期的证件，贴有照片，还有祖父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马车驾驶证，也贴有照片。父亲没见过曾祖父，我没见过祖父，通过照片，四代人得以“见面”。那么，再远的一代先祖，即我的高祖父，是否也“沉睡”在这堆故纸里呢？

　　最早的地契立于乾隆年间，最晚的民国初年，内容千篇一律，吸人眼球的是那些人名，以姚姓居多。父亲仔细查阅考证，锁定一个名字，推断是我的高祖。理由是：多张地契都显示他是置地人，而另一个一字之差的名字却总在卖地。父亲说，有后的人家才会置地，无后之家才会卖地。那个卖地人显然无后，但极有可能是高祖的一个兄弟。这种推断倒也合乎逻辑，但父亲心里没底。

　　有一天，他听见几位长辈閒聊，竟提到这个名字，父亲为之一震，忙凑上前去。一位长辈说，你来得正好，正说你太爷（曾祖）呢。这位长辈，人不算很老，但小镇的一百年都装在他脑子里。有了物证，又有了人证，这个在故纸里躺了一百多年的名字，就是父亲的曾祖、我的高祖无疑了。

　　见过曾祖的人不少，见过高祖的呢？别说见人，就是知晓名字的，如今又有几个？高祖的名字重见天日，仿佛人也跟着活了。父亲以爷爷的年龄为依据，按二十年一代往前推，推算出高祖大概生于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年）前后。

　　时间就像一条纵线，高祖在那头，我在这头。他生命的某个片刻，是否也憧憬过未来的我？或许，就在高祖母生下曾祖的那天，高祖欣喜若狂，对家族的香火绵延充满信心，他一代一代憧憬，就憧憬到了我这一辈──高祖与玄孙，恰好是五服之内的亲人。一个血脉延续的家族，多像一支跑接力的队伍。我没见过高祖，但我手中的“接力棒”──这座我们世代居住的宅院，有过他的体温，留有他的指纹。或许，我说话的声音、走路的姿势、拿筷子的习惯，都与他如出一辙。

　　发现高祖，父亲欣喜异常。于是，他又把目光投向更远，希望能从故纸里找到高祖的父亲──天祖。古人以“鼻、远、太、烈、天、高、曾、祖、父、己、子、孙……”为序排列家族世代，这种纵向的、线形的族谱，便是一座老院的纪年，如同皇帝的庙号之于他的王朝。找到天祖，家族的根基无疑会更牢。而父亲唯一的依据，依然是这堆故纸。当然，他也只能像考证高祖一样如法炮制。他又找出了一个置地人，他指着那个名字说：错不了！

　　我只看了一眼，便发现了疑点── 地契落款是乾隆六十年。能买房置地的人，定已成家立业，起码也是成年人，所以，这位先人最迟应在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左右出生。然而，与高祖的出生年竟相差八十六年，父子的年龄不可能如此悬殊。

　　作为仅有的证据，这些故纸的作用已经捉襟见肘。这意味着，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天祖了。父亲沉默良久，他眉头紧锁，没精打采地卷起了地契。望着父亲落寞的背影，我也深感失落。

　　母亲听不懂我们的话，她唠叨说，你爸天天摩挲那些黄纸，着魔一般，还把多年不戴的老花镜翻了出来。那些黄纸，还有什么用吗？有什么用呢？在人人自身应接不暇，为子女操劳，像“孙子”一样照顾孙子的社会里，谁还有閒心逆时间而上，去探望沉睡在时间里的先祖呢？话又说回来，如果连先祖的名字都不知晓，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还会记得我们的名字吗？

　　张爱玲也没见过她的祖父和祖母。她说，“我跟他们的关系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也觉得，高祖、曾祖、祖父，这些我未曾谋面的先人，还有父亲、我、我的儿子以及刚学会走路的孙子，我们这些人，其实就是生活在不同时间里的“同一个人”，彼此血液相通，互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