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香港中环圣公会圣约翰座堂，蔡元培曾在这里发表公开演说。\资料图片

　　就前期补缀：周恩来三次到港的第三次，是一九二八年广州起义之后，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去处理广东省委对广州起义的争议。此次来港同第二次一样，也是一个月左右。之后乘船到广州再回上海。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来香港。此后，他再也没有踏上这片土地。但是，他与香港的缘分始终未断：抗战时期转移文人、一九六○年代开东江水供港、香港回归问题等等，周恩来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与周恩来同为绍兴乡贤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一生飘泊，故乡绍兴以及杭州、上海、北京乃至海外都有其足迹，他生命的最后归宿却是在香港。元培先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瘗骨于香港近代以来历史上最重要人物之一。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六十九岁的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所长丁西林等人陪同下乘邮轮自上海抵香港。先生时任中研院院长，他本打算以香港作为中转，再往重庆与已撤到那儿的中研院总办事处、傅斯年等会合。因年老抱病，经不起长途颠簸，暂驻香港休养。年底夫人携子女来港，次年一月底全家在九龙柯士甸道一五六号租住下来。

　　一八九三年，蔡元培曾来港小住。谁都不会想到，这次来港，竟成了蔡元培生命的最后时光。

　　在港期间，蔡元培化名周子余，因贫血头晕，血压“只有五十馀至六十度上下”，遂遵医嘱“不见客，勿劳心，勿用脑”，深居简出，但始终带病操劳，牵挂甚多。他亲自召集中研院院务会议（竺可桢、李四光、傅斯年等各所所长均出席），讨论战时内迁安置之事及院务众多重大决定。他还手函中研院评议会成员，对中研院工作嘱请“诸先生详加考察，有所指示”，并就总干事人选遍寻海内，大费心思。终于，中研院各所在大西南各地安顿，日后成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重要基础。对此，蔡先生功不可没。

　　这一时期，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仍是正义事业的一面旗帜。一九三八年一月，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推举他和宋庆龄等为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和平运动大会特别代表，因病未克前往，仍亲自创作会歌，“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禦强敌。”被称为“白头人唱满江红”；三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蔡元培与周恩来、史沫特莱、罗曼．罗兰等十三人组成名誉主席团；四月，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蔡与宋庆龄、毛泽东、陶行知等为名誉主席团；一九四○年二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推蔡元培等人为大会名誉主席团……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应保卫中国大同盟邀请，蔡元培在中环圣约翰座堂举办的美术展上发表演说。这是他在港参加的唯一一次公开活动，也是最后一次。是日蔡先生夫妇由廖梦醒接到港岛，“宋庆龄备车见候，同往圣约翰大礼堂。”他呼吁“全民抗战，必使人人有宁静的头脑与刚毅的意志，而美术上优雅之美与崇高之美足以养成之。又抗战期间最需要同情心，而美学上感情移入作用，足以养成同情心。”九月，他代表中国文化界致电国际联盟呼吁制裁日本侵华行为。“当此侵略狂焰蔓延全国之际，我国决为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奋斗到底。”并为《华侨商报》题“积两年之奋斗，祈最后之胜利。”他常抱憾“国破山河在”之日，纵报国有心，限于年老体衰，无法“归队”。“留港已半年馀，病后体弱，不适于奔走，北不能至渝，南不能到桂滇，非常歉憾。”

　　期间，也有故交新学前来拜访，据统计有三百多人。吴玉章从欧洲回国经港晤蔡元培，后记“道经香港得以晤谈时，他犹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谭云山受印度诗哲泰戈尔委托带函到港，敦请蔡为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之护导（patron）……

　　西安事变后，蔡元培对周恩来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功绩甚为赞赏。一九三九年五月，曾是北大最年轻教授的陈翰笙途经香港看望蔡元培，元培先生握住陈的手，称赞“周恩来了不起！”同年九月，十六岁时即结识六十二岁的蔡元培成为忘年交的高平叔（一九七○年代发起成立“蔡元培研究会”，并用六十年心血撰写《蔡元培年谱》）途经香港，蔡也称赞“周恩来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十二月，刘海粟往东南亚办画展，顺途香港，独自一人悄然拜访蔡元培。老人受请在其画作《滚马图》上题写“清新俊逸”四字，意取杜甫“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希望能像南北朝诗人庚信和鲍照那样清雅不凡。这何尝不是元培先生自己厚德介直君子之风的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