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九三五年的国际饭店广告（左）与二○二四年的国际饭店实景。\作者摄

　　我们都喜爱贝聿铭的建筑，那么贝聿铭喜爱哪些建筑？

　　对于这个令人好奇的问题，贝聿铭给过一个答案：“上海国际饭店是我喜爱的建筑。”他喜爱的建筑肯定不止一座，但国际饭店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贝聿铭喜爱的第一座建筑，而且这座建筑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让少年贝聿铭立志要做一个建筑师。

　　国际饭店的影响当然不止于此。它对上海的建筑、经济等方面都有过很大的影响。这座二十二层高的大楼于一九三四年建成，当年是上海乃至亚洲的最高建筑。在它之前，上海的最高建筑是十三层高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由于华懋饭店的发展商是英籍富商沙逊（Victor Sassoon），而国际饭店的发展商是华人财团──四行储蓄会，因此在上海人的眼中，国际饭店成为中国人胜过英国人的一个象征。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国际饭店确实是一座令上海人骄傲的建筑。除了它的屋顶比其他的大楼更高之外，它在建筑技术上也更先进，在艺术风格上也更时尚、更摩登。在少年贝聿铭的眼中，外滩（今中山东一路）那些古典风格的建筑代表上海的过去，而现代风格的国际饭店代表着未来。

　　不过，尽管这是一座代表未来的现代建筑，但它的叙事方式仍借用了历史主义的语言，例如，大楼立面上的壁柱从下通到上，强调垂直的线条；楼顶的八层做阶梯式收进，并且有凸出的扶壁；大楼的外墙全部用深色的面砖装饰……这些都是在模仿和暗示十九世纪哥德复兴式建筑的特点。这种把现代与历史相结合的设计被称为“艺术装饰风格”。如果要更细致地描述国际饭店的特征，那么可以称之为“哥德式艺术装饰风格”。

　　这种建筑风格并非国际饭店独创。上海还有两座风格相同的、与国际饭店同期建造的大楼：汉弥尔登大楼（今福州大楼）和都城饭店（今新城饭店）。这种建筑风格也非上海建筑首创，而是受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摩天大楼的影响。

　　那么，一种建筑风格如何飘洋过海，从美国来到上海？实际上，它是一个关于文化飘移的故事，也是一个颇有上海历史文化特色的故事。

　　在建筑文化的飘移中，移民和建筑师是两种重要的媒介，而国际饭店的设计者──斯洛伐克裔建筑师邬达克（L. E. Hudec）身兼两者。根据史料记载，在设计国际饭店之前，他曾去美国考察高层建筑的设计和建造技术。那座给他灵感的建筑原型很可能是纽约的美国散热器公司大楼（American Radiator Building）。它于一九二四年建成，有二十三层（比国际饭店多一层）。它也是哥德式艺术装饰风格，也有阶梯式收进的顶层、深色的外墙和凸出的壁柱。它的建筑师是雷蒙德．胡德（Raymond Hood）。他以设计高层建筑闻名。芝加哥论坛报大楼、美国散热器公司大楼、纽约每日新闻大楼、纽约洛克斐勒中心是其最著名的四个作品，也是美国摩天楼的典型代表作。邬达克在美国考察时，一定会去看胡德的作品，因此，他的设计受胡德的影响乃是情理之中。

　　在前两座摩天楼的设计中，胡德采用了哥德式艺术装饰风格。后两座摩天楼的设计则与前者不同，胡德摆脱了历史主义的纠缠，采用了现代派的流线型艺术装饰风格。不过，邬达克去美国的时间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那时候每日新闻大楼和洛克斐勒中心尚未开工，因此他只能看到芝加哥论坛报大楼和美国散热器公司大楼。

　　邬达克并非机械地照搬，而是在原型的基础上做出创新。与美国散热器公司大楼相比，他的设计更简洁、更轻盈，而且外墙上没有任何附加的装饰。令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邬达克在大楼立面上用联排窗形成横线条的韵律，打破了摩天楼以及哥特风格强调竖线条的惯例。在当时这是大胆的、前卫的设计。

　　实际上，在国际饭店开工的那年（一九三一年），摩天楼的设计美学已发生变化。标志这个变化的代表性建筑是一九三○年建成的纽约克莱斯勒大楼（Chrysler Building）和一九三一年建成的纽约帝国大厦。它们的建筑师抛弃了历史主义的语言，而采用现代派的流线型设计来体现工业时代的机器美学。我相信，倘若上海国际饭店迟一两年建，邬达克的设计会更明快、更现代。

　　贝聿铭在晚年几次提到邬达克和国际饭店，可见受其影响之深。与邬达克相似的是，贝聿铭也是移民建筑师。他们既是文化的摆渡者，又是文化的漂泊者。这也许是贝聿铭对邬达克产生共鸣的一个原因吧？比邬达克幸运的是，贝聿铭受邀回到祖国，设计建成多座大型建筑，完成了他年轻时的心愿。

　　不过，有意思的是，虽然贝聿铭说他喜爱国际饭店，但在他设计的十几座摩天楼中从未采用过类似的建筑风格。这有什么原因吗？

　　如要详细地探究原因，那可以写成长篇大论。如果简单地回答，则只需四个字：时代变了。当贝聿铭在一九三五年走进建筑学院的大门时，世界建筑正发生革命性的转变。历史主义和古典主义正在退场，而现代主义正走向舞台的中央。摩天楼不再需要用历史的词汇来装饰自己，它可以创造新的、属于自己的语言。

　　今天，作为一种建筑风格，国际饭店已经过时了，但作为一个文化飘移的实例，它仍有很好的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