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九龙城寨与启德机场近在咫尺。\作者供图

　　二十世纪初，陆续又有百姓入驻城寨。一九三○年代政府限令城寨居民迁出，未果。一九四○年政府强行夷平民房，只剩前九龙巡检司衙署和龙津义学等建筑。一九四二年日军拆毁城墙，利用石块扩建启德机场。战后大批移民涌入，此时，城寨已缩为零点零二六平方公里。一九四八年初政府入城清拆，曾引发中英外交风波。一九六○年代，城寨人口激增，建起大量楼厦。

　　至一九九○年代清拆前，在仅仅两个半足球场的地方，挤着三百五十栋楼宇，样子高度都差不多，均在十至十四层。几乎所有的楼厦都挤在一起。从空中看，楼群呈回字形，中间有一块凹进去，像一只中间掏空的面包。据统计：楼宇约八千三百栋，住了三万三千多人，有二三十条街巷。人均居住面积为零点五平方米，即每平米至少住两个人，人口密度堪称世界之最。

　　城寨在法律上仍然属于中国政府管辖区域，但地理位置又孤悬于英治下的香港。特殊区位加上时局变迁，政府管理实难达至。在二战后至清拆前将近五十年时间里，城寨成了“三不管”“飞地”。楼房随意建，楼宇间的通道由居民自行画上路标。街巷狭窄曲折，像是一座巨型立体迷宫，外来人到这里很容易迷失方向。

　　这里容纳了大量三无事物：无法律，无集中供水供电（只有部分单位有合法水电供应），无常驻警署警员（只维持有限度的警务定期巡逻），无运行牌照的食品作坊，无照医生，无合法身份的移民等等。倒是有邮差穿梭于迷宫内。百分之九十八的区域二十四小时无阳光，街巷昏暗，正午也要开灯。居民通常的电力来源是偷接路灯电缆，停电成了家常便饭。城寨中内有一个公共水龙头，人们每天排队接水，私建的八条自来水管被帮派控制，寨民要交买水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处处滴水，地面潮湿。人在通道行走不免会碰到乱七八糟的电线和水管。

　　城寨外围密布八十八间牙医诊所和七十六间西医诊所，招牌如幡，也是一景。鸦片烟档、妓院和牙医诊所是城寨中最多的三样东西。诊费比外面便宜至少三分之一，一些香港市民也来这里看牙。《九龙城寨之围城》导演郑保瑞回忆：“家里人曾带我姐姐去补牙，结果一到那地方就回来了，她觉得那个地方实在太可怕了。”

　　混乱与秩序自己寻找着平衡。城寨自有一套社会治理规矩。秩序来自街坊会（如“街坊福利事业促进委员会”）、宗亲和居民自发组织的治安队等。人们平日过着自己的生活，相安无事。几十年间，拥挤的楼群中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火灾或者疫情。由于大家彼此认识，也没有打家劫舍的事情发生。城寨内有老人院、学校，导演杜琪峯即生长于此。城寨中的鱼蛋工厂至少有六十家，据说曾供应全港八成以上餐厅。

　　有一位名叫林保贤的建筑师，一九九○年代多次来到城寨，拍下大量照片。他回忆：进入城寨，尽管外面阳光猛烈，里面却暗无天日，昏暗潮湿破落，甚至有水滴下。“城堡面包”中间那块凹下去的地方，是位于城寨中心的老人院，前身是一八四七年建成的九龙巡检司衙署，后一直由教会租用，是唯一未建高楼的地方。摄影师吉拉德来到城寨，发现这里的居民相当友善。

　　楼宇上有天台，这里有蓝天阳光和新鲜空气，有盆栽的植物，大人在此休息，孩子们写作业嬉戏。站在天台，可见启德机场的飞机经过。城寨距机场最近距离只有五十米，被戏称“拿根竹竿就能把飞机打下来”，飞机上的乘客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寨居民晾晒的衣服颜色。

　　至于寨民，大多数有自己的不得已。这里是他们在香港的栖身之地，有最便宜的饮食、最便宜的消费，给了他们“最廉价”的快乐。他们也用自己的劳动，打拼着自己的希望，并在底层的生活中，尽可能保持着为人的尊严和底线。城寨就像是一株长在夹缝里的扭曲植物，这种“扭曲”是为了生存。

　　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中国政府要求英方在移交主权前必须办妥的几件大事之一，就是整治九龙城寨。一九九三年，九龙城寨开始清拆。历时一年，终将城寨夷为平地。今天，城寨拆除已过几十年，它在人们的传说中被异化成“城市的颓废浪漫之美”，亦描画成“人间炼狱”或者乌托邦。

　　二○一五年十月的一个午后，以及二○一八年七月的一个雨天，我两次来到九龙城寨。眼前，是一座精致的江南园林，太湖奇石月亮山门曲桥回廊，亦留有一些城寨旧物。街上的喧嚣被隔绝远处，此地安静优美。保留的古蹟和文字、图片，告诉着人们城寨神奇的过去。济贫院（Almshouse）旧址大门两边有一副楹联──

　　“西母不能臣 域外龙儿幽恨敢随孤梦去

　　离人应已老 村中燕子多情还觅故城来”。

　　俱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