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清末风靡一时，严译名著有八种，包括孟德斯鸠《法意》（今译《论法的精神》）、《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群己权界论》（《论自由》）、《社会通诠》、《原富》与《群学肄言》。康有为诗曰，“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无论林纾还是严复，皆有大志，都不把自己视作“译才”。

　　严复是福建人，生于一八五四年，字又陵、几道，留学英国，习海军，与伊藤博文同学，后者归国后出任日本首相。严复作为早期留洋的新派人物，回国后因为身份问题，不能顺利入官场高层。当时科举制度已至穷途末路，却仍是必由之路，为此他以古文名家身份钻研八股，参加科举考试，不意屡次受挫。尝尽落榜滋味后，他于一八九五年在《直报》上写了一篇《救亡决论》，批评八股文取士三大弊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使天下无人才。三年之后，戊戌维新废除八股文，改以策论取士，此时严复已无心应试。又过了两年，严复的科举情绪得以纾解，各省表现优异的留学生二十三人，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名列榜首的是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一八六一至一九一九），赏“工科进士”，其次是严复，赏“文科进士”。十年之后（一九○五），清廷终于废止了科举制度，严复说，“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严复虽抱负高，仕途多舛，终其一生不遇，担任过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和北京大学首任校长。郑孝胥诗赠严复曰：“慷慨怀大志，平生行志哀，嗟君有奇骨，况复负通才”。

　　面对强势的白话文运动，古文家严复未曾公开批评，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北京大学陈、胡诸教员主张言文合一，在京久已闻之，彼之为此，意谓西国然也。不知西国为此，乃以语言合之文字。设用白话，则高不过《水浒》《红楼》；下者将同曲中簧皮之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斡弃周鼎，宝此康瓠，正无如退化耳。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

　　对于西方科学有透彻了解的严复，从开始就认识到，科学有其限度，宗教有其价值，这是他的基本信念，一生毫不动摇。“人生阅历，实有许多不可纯以科学通者，更不敢将幽冥之端，一概抹杀”。他说“中国以学为明善复初，而西人以学为修身事帝，意本同也。”“不佞垂老，亲见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来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

　　中学与西学，或说旧学与新学，在他看来，并不对立。“新学愈进则旧学愈昌明；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陈宝琛评论严复时说，“君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弥不究极原委，抉其得失，证明而会通之”。

　　林纾视严复为庄子的大鹏鸟，终身不能扶摇而上，原因在于缺乏厚风之积，“君著述满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试其长，此至可哀也”。一九○六年严复曾请郑孝胥写了一副对联，挂置书房：“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但他终身没有等来向他取法的王者。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