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涵这个名字，对今天的读者是陌生的，在百年前他是一位活跃的思想者，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一样，其文章广为传诵。高一涵是安徽六安人，十八岁中秀才，二十岁时科举考试废除，转而入西学堂，一九一二年留学日本，入东京明治大学读政治经济科，获学士学位。在日本结识章士钊和陈独秀，曾是《甲寅》派的主将。作为陈独秀的安徽同乡，他也曾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

　　卢梭的“人类自由观”最早传入中国，即通过高一涵的介绍。他说，“卢梭谓意志不可委托于政府，即保重人格之第一要义。盖意志乃自主权之动因，所以别于奴隶、牛马者，即在发表此意志，得以称心耳。”“共和国家之本质，即基于小己之言论自由”。

　　高一涵虽是从《甲寅杂志》出来的人，但在文言白话之间，坚定不移支持白话文运动。章士钊曾作质疑白话文运动的演讲，说“白话文太简单，没有选词择句的余地。譬如我们初学外国文的，想造文句时，常常为词句及句法所限，不能作出好文字。文言词句完备，每种意思可以各种词句达出；白话文简单，每种意思只可以少数词字或一个方法达出。”高一涵听了，即刻写文章反驳章士钊：

　　“白话文作得好、作不好，是一个问题；白话文体到底简单不简单，又是一个问题。现在作白话文的作不出好文字，只能归罪于白话文学家的手段太低，却不能归罪于白话文的文体。《红楼梦》是一部白话文体的小说，有什么意思达不出？《金瓶梅》也是一部白话文体的小说，他描写一切情形哪一件不是‘维妙维肖’的呢？”

　　一九四○年高一涵任甘宁青监察使，在章士钊的劝说下写作古诗，在兰州五年间写下六百首格律诗。一九四一年他陪同于右任巡视西北期间，前往敦煌考察，他们十月到达莫高窟时，张大千正在那里临摹壁画。高一涵写了长诗《敦煌石室歌》，描述莫高窟的起源和神韵，评价张大千是“请君放出大手笔，尽收神采入毫巅”。

　　经过于右任的呼吁，重庆国民政府于一九四三年一月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聘请高一涵为主任委员，常书鸿为副主任委员，王子云任秘书长。他们一行六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披着老羊皮大衣，冒着西北刺骨的冷风，沿着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开始了最艰苦的敦煌之行。”高一涵请当地驻军义务为莫高窟去沙开渠，还要求当地的军政要员大力支持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的工作，他为早期保护敦煌文化，建立敦煌生态，做出过极为重要的贡献。

　　高一涵一九四六年自费刊印诗集《金城集》，收录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间诗作六百二十首。此外，有诗曾记录南京城的解放：“江南红雨落花天，江北朱旗照眼鲜。幡出石头争弃甲，将飞天堑未投鞭。破荒大业开新运，多难苍生解倒悬。刁斗无声军令肃，青鞋布袜六街前。”

　　许永璋对其古诗意境有所评价，“文章雄一代，五十始为诗。天地纵横笔，山川动静姿。鸾皇刷羽后，韶濩入声时。盥漱金城集，浑忘肉味滋。”高一涵的《自题小照》则云：“高希翠竹凌云志，洁羨青莲出水姿。十丈红尘混不管，一灯风雨写清词”。

（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