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米歇尔．西托（Michel Sittow）画作《戴珍珠头饰的男子》。\作者摄

　　在尼德兰地区，若提及和珍珠有关的肖像画作品，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应是绝大多数人脱口而出的选项。无独有偶，在初访马德里皇宫美术馆之时，我在馆藏的长期陈列中竟偶遇一幅《戴珍珠头饰的男子》（Portrait of a Man with the Pearl）。这幅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肖像要比维米尔那幅被誉为“北方蒙娜丽莎”的代表作早约一百五十年，不变的却都是那一滴水珠般的点睛之笔。

　　尽管身为欧洲小国爱沙尼亚史上最伟大的画家，米歇尔．西托（Michel Sittow）远非是一个西方美术史中家喻户晓的名字。和“文艺复兴盛期三杰”活跃于同时代的他从子承父业出道，在生父去世后前往布鲁日深造，并可能拜当时最富盛名的汉斯．梅姆林为师习画，进而形成了鲜明的庄严肃穆却细致入微的早期尼德兰画风。在小尺幅的《戴珍珠头饰的男子》中，上半身呈金字塔型的胸像构图、四分之三侧脸的姿势、精细到每根胡须的笔触……此作显然具备典型的文艺复兴尼德兰地区肖像特征。暗红的纯色背景、黑色的帽子和外套、白色的衬衣从棕色的皮草领和男子浓密的长鬚缝隙中露出，于帽子上的珍珠相呼应，成为画作厚重基调的高光。他不苟言笑的表情和他眉间印堂处深深的悬针纹，更隐约透露出其严肃的个性。不过，令我驻足不前的细节无疑是画中人的棕色须发，西托的处理非常具有质感——他并非纤毫毕现地描摹每根胡须，而是用棕色块打底再用细笔将胡须的末梢如挑染般勾出，让这位“美髯公”的须发呈现出毛茸茸的蓬松感，甚至看起来有棉花糖般的弹性。北方文艺复兴绘画对人事物细节和质感的偏执，在这幅胸像中展现地淋漓尽致。

　　除了画中男子精心打理的胡须，帽子上挂的珍珠配饰同样是画中的亮点。此细节也是不断唤起我对维米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回忆。然而，虽都是头戴珍珠的半身胸像，相差近一百五十年的两幅作品却有着意义上的区别──西托呈现的是当时标准的委约肖像，而维米尔笔下回眸的少女则算作“特罗尼”（荷兰语Tronie的音译，直译为“表情”）。此类在十七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盛行聚焦面部特写的作品并不被视为完整的肖像画，而是作为各色人等的面部神态习作而存在。弗朗斯．哈尔斯便是“表情”类肖像的高手，尽管在当时咧嘴大笑被视为不礼貌的举止，但他依旧留下了各个阶层老幼妇孺乐开怀的作品。相比之下，西托的这幅人像虽然身份未知，但画中一脸严肃、衣着得体的长鬚男子显然是在其正襟危坐时而被记录下来的，反观维米尔的传世经典──明眸少女扭头回望嘴唇微张略显惊讶的瞬间，更像是画家捕捉这一瞬间按下的快门键。

　　对比这两幅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尼德兰地区肖像，能够明显看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技法与风格演变，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画中光的注入。北方文艺复兴专注于面部细节的逼真，巴洛克则注重光影氛围的营造。西托的这幅长鬚“珍珠男”肖像显然采用的是平光，立体感主要通过面部和衣褶的阴影来塑造；但维米尔的“北方蒙娜丽莎”则巧妙运用了高光，以聚光灯般的特效让少女在几乎全黑的背景中跳脱出来，让人物具有立体感且为画面注入了戏剧性。正因如此，他们佩戴的珍珠所折射出的光芒也就高下立判了。

　　西托和维米尔在去世后都随着艺术审美潮流的演变而迅速被人遗忘了，但二人在去世几个世纪后于近代的“重生”轨迹却颇为相似。从未离开过小城戴尔夫特的前者在十九世纪末被“再发现”而重回巅峰；后者则因多元化的背景（出自德国和芬兰─瑞典混血家庭、先后在爱沙尼亚塔林长期生活）和国际化的艺术履历（在尼德兰地区成就其艺术风格，受僱于西班牙、丹麦、奥地利等欧洲大陆多个宫廷）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画史主流叙事中仍显得格格不入，直至二十一世纪重视多元化的现代语境下才显得独树一帜。从某种程度而言，两人的“凤凰涅槃”就像各自画中的野生珍珠──大浪淘沙，被历史沉淀过且货真价实的珍宝不会永远被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