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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集/在文化生态中审视八股文──评陈维昭新著《考官.命题.文风:明代乡会试四书文命题研究》

2024-12-26 05:02:12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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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问

  图:陈维昭著《考官.命题.文风:明代乡会试四书文命题研究》。

  一说起八股文,我们就会想起很多笑话,清代乾隆间徐大椿《道情.刺时文》有这样几句:“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两句破题,三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长年累月学写八股文,却连历史常识都一无所知,可知八股文害人之深。到了晚清的时候,康有为更是说:“台湾之割,二万万之赔款,琉球、安南、缅甸、朝鲜之弃,轮船、铁路、矿务、商务之输与人,国之弱,民之贫,皆由八股害之。”(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一种考试的文体竟然会导致国弱民贫的恶果!

  不过,在明代时候,王思任却给八股文一个很高的定位,认为八股文中的小题代表了明代的文化精神。今人或许会觉得王思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究竟是徐大椿、康有为揭出了八股文的祸根,还是王思任道出了八股文的真相?八股文究竟是一种什么文体?

  近三四十年来,学界已渐渐能够采取客观的、学术的态度对待八股文体。但学界对八股文体的认识仍然集中于对其“破题”、“承题”、“起讲”、“排偶”、“小结”的外在体例规定的研究上,仍然会强调“八股文体在思想表达上是僵化的,但在文法上是可取的”的观点。这显然无法解释明代二百多年八股文的名家辈出、名文迭现的历史,无法解释丘濬、王阳明、张居正等人都因八股文而进入仕途、成为一代名臣的历史。

  复旦大学教授陈维昭最近推出他的潜心之作《考官.命题.文风:明代乡会试四书文命题研究》(以下简称“陈著”),该书把八股文放在唐宋以至明代的文化生态中,考察八股文的各种文化关联,客观冷静地呈现八股文的种种面相,把历史辨析与文本分析相结合,在丰富的文献论证和深入的义理探讨中还原八股文的历史真相。

  陈著的第一个特点是,把八股文放在经学流变历史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因为八股文的义理基础是经学,经学的发展变化导致了八股文风随之而变。按明初官方功令,八股文应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标准去阐发经义,但是,明嘉靖以后,随着阳明心学和禅学的盛行,八股文写作出现了新的变化,陈著指出,焦竑《四书讲录》、袁黄《四书删正》均以阳明学释四书,汤显祖、杨起元以禅学写八股文,引发晚明数十年八股文的新面貌。

  在梳理明代八股文流变的过程中,陈著引入一个重要的参数──考官。科举考试虽为朝廷所推行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文体虽由朝廷规定以程朱一脉的理学思想为旨归,但是,执行命题、衡文、取士职能的则是考官,而考官在此过程中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这使得考官成为八股文风发生变化的最重要变数。陈著紧紧抓住“考官命题”这一关键性环节,指出八股文题目的形态及其变化,直接导致八股文风的变化,比如晚明截搭题的出现,催生了“钓、渡、挽”修辞手法的普遍流行,由此形成重“机趣”、重“机局”的八股文写作理念。

  正因为考官命题在八股文体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具有如此直接而重要的作用,陈著以“命题”为原发点,上溯明代考官的聘任制度和阅卷制度,考察考官所处的政治文化生态,尤其是考察八股文命题与考官的政治文化生态的关系,由此彰显八股文命题在文化中的开放性功能。

  陈维昭教授长期从事科举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他对搜集到的二千四百一十八道明代乡会试的四书文题目进行辨析、归类,从而形成对经学史、科举史、八股文史的一系列论断。譬如通过考察明代乡会试四书文题目在四书上的分布情况,陈著指出,尽管四书只有区区五万字,但明代乡会试的四书文题目并未覆盖四书的全部文字,而是集中于四书中义理冠冕的部分,这就说明,明代并未出现“题库危机”,截搭题的出现有其更为深刻的原因。

  又如,陈著指出明代八股文在小结之后还有一个大结,可以表达士子对儒家经典的个人见解,内容涉及政治、军事、财政等等,可见明代八股文在思想表达上具备了“自摅己见”的文体功能。陈维昭于日本蓬左文库所发现的两种科举文献《四书程墨清商》与《四书传世辉珍》成为这一独到见解的文献基础。清代方苞《钦定四书文》所选入明代八股文绝大多数已删去大结,方苞此书已不是明代八股文的原貌。

  以文献为基础,以命题为原点,陈著由此上溯考官制度及其政治文化生态、考官个人趣味,下推明代乡会试历科文风之变,从而充分呈现明代八股文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由此为读者呈现了八股文的种种真实的面相,从而有助于我们真实而深刻地了解八股文以及与八股文那段历史相关的考试制度、文人心态、文章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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