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走过一百二十年流光岁月的香港“叮叮车”。\香港中通社

　　两年前的冬日，外婆长眠于黄土之下。告别了她，我只身一人回到香港。忧伤、孤独和无法面对她永远离我而去的痛楚，整日折磨着我。每晚忙完工作回到自己的小屋，就会想起她曾在香港与我生活过的日子，泪水潸然而下，难以自控。

　　那个回港的周末午后，我呆坐沙发，望向窗口，让记忆的闸门打开：靠窗的单人沙发，是外婆最喜欢的座位。在外公数年前去世之后，她和我的父母一起生活在内地。直到我从英国毕业回香港工作，接她来小住。有段时间，我在柴湾的报社实习。有一天她轻声问我可否带她去看看我工作的地方。我犹豫了片刻，但想到报社的同事们很友善，就牵着她的手出门了。那时候她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老人，但身体硬朗，手脚麻利，步伐全然不比我的缓慢。我带她走到坚尼地城电车总站（香港俗称电车为“叮叮”，因为电车的铃声叮叮作响，很是清脆），从那里可以一直坐到筲箕湾，这一趟，几乎横穿整个港岛区。

　　我的记忆停顿在这里，立刻换了衣服，下楼去。一路往坚尼地城电车总站走去。坐叮叮，一定要坐上层，才能饱览港岛区的景色。那日，外婆不需要我搀扶，两只手牢牢抓住扶手，沿着圆弧形狭窄的楼梯爬上去，自己挑了最前方的座位坐下。她的身子向着车头的玻璃窗倾斜着，左手牢牢地抓住窗前的栏杆，右手则被我牢牢握着。

　　我一边回忆着，一边等到了前往筲箕湾方向的叮叮，攀到上层，在外婆喜欢的座位坐下。叮叮缓缓启动，我望向左手边，冬日午后的海面仍有些薄雾，朦蒙胧胧中前往澳门的轮船摇曳而行，更远处，有装满货柜的邮轮身影。临海的公路边，拥着很多拍照留念的游客。我不等她提问，做起了叮叮导游：这个像大海豚的地方是坚尼地城公共泳池、这里有个上海旗袍店；这是冰室，不是卖冰棍和冰淇淋的，是小餐厅，有饭有菜有好喝的奶茶和红豆冰……我兴致勃勃地介绍，她心满意足地听着。

　　叮叮转进上环的海味街，扑面而来的是各种晒乾海产的微腥鹹香味，我曾买过乾瑶柱和发菜，在家做瑶柱蛋白炒饭。但因为不会泡发，瑶柱又乾又腥，完全咬不烂。至于发菜，更别提了，我以为和紫菜一般烹饪，抓了一把，结果整个汤锅就像布满了头发的黑水，把我和外婆都吓得够呛。如今，我的瑶柱蛋白炒饭做得相当美味，可惜外婆再无口福。

　　在街口几条错落交织的路轨上，叮叮努力拐着弯。车轮和路轨的嘎嘎碰撞带来车身的大幅度摇摆，把我从记忆中晃了出来。抬起眼，看向窗外，港澳码头就在左前方，晕船的外婆从未踏足澳门的土地。提笔的今日，港珠澳大桥早已建成通车，如果她在，我就能带她去澳门了。向右转弯，建于一九○六年的上环西港城在眼前缓缓退后，它比外婆的年纪还要大。外婆当时指着那红砖大楼，问我是不是戏院，这座英国爱德华时代建筑风格的建筑前身不过是旧街市。我当时对外婆说，别着急，到了北角就有戏院。

　　上环的永安和先施百货分别于一九○七年和一九○○年建成，见证了香港战前战后的沧桑巨变，如今虽不敌七八十年代在中环和金钟兴建的大型摩登百货公司，但仍有一班念旧的老街坊捧场，维持着经营。我在叮叮上，和外婆一起见证着时代的变迁。穿越繁华的中区，抵达熙熙攘攘的湾仔，连串此起彼伏的拍打声从鹅颈桥下带着回声传来。外婆好奇，不由起身看向车身的右方，我告诉她这是传统的“打小人”习俗。一辈子和人无冤无仇也从未在我面前说过任何人坏话的外婆，这时摇了摇头，“何苦呀，做人不用太计较，身体好才是福！”话是真谛，可芸芸众生，谁又忍得住争与夺，恨与怨？何人早日参透，何人早日解脱。

　　经过绿意延展的维多利亚公园，扑面而来清新的草木味，公园对面的中央图书馆是我常去的地方，我一一指给外婆。她转过脸对我说，“我不识字，吃尽苦头。现在好了，你学得多，还会讲洋话。”她停顿片刻又说，“你要出力学！”如果外婆知道今天的我已经拿了三个硕士学位，她会很惊讶吧？

　　叮叮缓行至我曾指给外婆的新光戏院。那天演出的不是黄梅戏，是京剧，我承诺过外婆带她去看黄梅戏，又失信于她。最终只在她的忌日，在她的坟前，打开手机，播一段黄梅戏，仿佛也是我的忏悔，那些很多我曾许诺她，却再也无法实现的承诺。

　　从筲箕湾总站下车，往回再坐一趟，仍是独自一人。沿途不再看风景，看的都是路人：谨慎牵着小女孩等待红灯过马路的年轻父亲、骑着电单车送外卖的印巴模样小伙子、甜蜜相拥进餐厅的情侣、聚集在餐厅门口举着酒杯交谈的职业装束中外白领们，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独自疾行的人们。

　　每个行走在港岛的人，都有属于他们的叮叮体验，也许关注的景色不同，也许看过的人不同，但我们终究，走过了他人走过的路，而他们，无论陌生或亲密，也终将与我们，在某个或近、或远的时刻道别。叮叮一直在港岛穿行，它带我重温与外婆的记忆，替外婆继续看这城市的日新月异，也终于治癒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