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十三岁时被送至天津府立中学堂读书，接受新式教育，一度住在《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家中。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傅斯年成为学生领袖。同年投考山东省官费留学资格，远赴英伦、德国，留学七年而未获学位。

　　一九二八年傅斯年发起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它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专业的历史研究机构。他的“史语所”（中研院下属十三个所里成就最大的一个）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将那个时代一流的学者集合在一起，这些学者包括中古史学家陈寅恪、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傅斯年做事情的能力很强，邓广铭曾说，没有傅孟真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

　　傅斯年有句名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他将原始资料的重要凸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还强调拓宽历史资料的范围，打破了过去对于书面资料的迷恋。他把“史语所”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分成八个组：史料学、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学、人类学及民物学、敦煌材料研究。

　　一九三七年日军占领北平。北大、清华和天津的南开大学合并，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提议，也出自于傅斯年。这所大学成为战争年代中国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培养出了杰出的人才。史学家何兹全曾说，傅先生嘱我两句话，“一定要学好古文，一定要学好外语。”

　　傅斯年批评当时的中国教育未能摆脱培养士大夫——文人的模式，没有能训练出学有专长的专业人士。他曾说，“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他对传统的士大夫文化抱有很深的敌意。这一点他与陈寅恪有很大的分歧。

　　傅斯年从一开始就是白话文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有力干将，他有许多文章涉及于此。《文学革新申议》、《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怎样做白话文》、《文言合一草议》等，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他主张“取白话为素质，而以文词所特有者补其未有”，有志于创立“一部文言合一的修词学”。

　　傅斯年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方、西方之分，他向来不用什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这样的名词，他认为真理只有一个。他曾明确表示要“将欧洲的历史作我们的历史，欧洲的遗传作我们的遗传，欧洲的心术作我们的心术。”

　　一九四九年他担任台湾大学校长，自觉地接过了蔡元培校长当年手里的火炬，作为北大杰出的毕业生，一位曾经的“五四青年”，他将自己的影响力和办学理念永久地留给了这所大学。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傅斯年曾应邀对延安做了五天的访问。临别毛泽东题写唐人咏史七绝相赠，“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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