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背村，深圳大鹏新区东部一个小山村，依山傍海，山是马峦山，海是小梅沙，山海之间有一条小众徒步小道。小村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吸引了很多文艺界人士来此聚居，诗人、作家、摄影师、设计师等等，诗人黄灿然、孙文波和作家周慧就是洞背村的“老村民”。

　　二○一四年，诗人黄灿然辞去《大公报》二十多年的夜班翻译工作，带着几十箱书从香港迁居到深圳洞背村，过起了养狗、喝咖啡、听交响乐、爬山的乡居生活，而写诗和译诗成了他洞背生活的重心。

　　洞背的日常生活，环绕在他的肉体和心灵四周，赠予他密林、云雾和大海。从都市到乡村，从新闻翻译到文学翻译，新鲜的洞背给了他全新的创作源泉，他没有改变写作方法，而是从个人细节出发，书写对于周围环境的本能反应。他把自己在洞背村二○一四至二○一六年间写的诗结为“洞背集”，收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黄灿然的诗》中。

　　刚刚到深圳那一年，黄灿然翻译的布罗茨基作品《小于一》获得深圳读书月二○一四年度十大好书，我恰是评委，见证了评委们对这本书高度一致的认可。各路媒体记者纷纷深入洞背村，采访这位“隐居”的译者。虽然《小于一》不是黄灿然到洞背村后翻译的，但住在洞背村的八年，他先后又翻译了布罗茨基、曼德尔施塔姆、勒内．夏尔、希尼、阿巴斯、布莱希特、米沃什、保罗．策兰等大诗人的作品。

　　一同住在洞背村的还有诗人孙文波，他比黄灿然早来半年，他们保持着适度的安静，又不缺乏社交。经常有外地作家、诗人朋友来洞背看他们。多多、王寅、宋琳、叶辉、刘立杆、胡续冬都曾来过洞背村。设计师金琼的小院里摆着长条桌椅，有时十几个诗人坐在这里聊诗歌和文学，不经意就到了凌晨三四点。

　　也是二○一四年，四十岁的周慧辞了职，从深圳市区搬到了洞背村，和黄灿然、孙文波等人成了邻居。十七岁高中毕业后，在工厂缝过鞋跟、装过手表机芯，后来考上大专，在深圳工作了十几年。她厌倦了日复一日人事经理的工作，决定换一种生活方式。

　　在洞背村，她过上了匮乏但也丰富、自在的无业生活，不想做任何事，没有社会角色，没有责任要扛，不需要认可，也无处卖弄。她眺望着山和海、村庄和故人、远逝的青春和身处的中年。看书、发呆、记录，没有虚荣和功利，感受则渐渐丰富起来，有时多到要溢出来，就写点儿东西。黄灿然看到她写的东西，鼓励她，“写得不错，好好写，将来说不定能出一本书”。二○二四年二月，她的散文集《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出版。

　　编者黄灿然写道：“你可以把这部书看作一个湖南农村小姑娘一路成长，然后来到深圳拚搏，终于成功了的故事，只不过这成功不是变成大公司女掌门，而是变成一个女作家，她的拚搏是拚搏着不去拚搏，终于赢得没有财富的自由，过上使贫穷微不足道的生活。”

　　如今，黄灿然和孙文波都已经离开洞背村。

　　有人离开，有人到来。

　　九○后男生忽忽和女生宾波也被这片山海吸引，来到洞背村，开了一家小书店叫“昨日书”，书店就开在黄灿然、孙文波经常聚会的设计师金琼的小院，洞背旧村三十三号院。

　　忽忽曾在北京一家出版公司做编辑，后来回湖北老家工作。洞背和他，似乎八竿子打不着。然而，缘分这事谁能说得清，他在《在城市的边缘，开一家小书店》中写道：

　　“dongbei，两个四声，第一次听到，仿佛两个圆圆的石头滚了下来。那时我对它毫无了解，后来发现，几乎身边每一个朋友都知道，原来就是《日常的奇迹》里黄灿然的洞背。洞背的好，黄老师诗里写过，孙文波老师也写过，周慧（蛋蛋）在今年出版的《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写得更多。”

　　于是，他们义无反顾地来了，在“昨日书”小红书主页，他们写道：

　　“五月，来到这座城市的这个角落，喜欢上了，连着几天半夜睡不着觉，在无人的村里街道暴走，以双脚丈量这个小村子，迫切想弄明白它的角角落落，有几分害怕，也有几分兴奋。

　　六月，等了好久，从开年就纠缠在这座城市的雨霾终于过去，我们再访洞背，确定来这里生活。

　　七月，将所有的东西，书籍由物流寄过来，其他东西开车载过来，拿了驾照没开过一千公里，因为相信‘力由心生’，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于是就真的自驾开一千公里来到这个人生中的第二个乡村……

　　到了十月，这座村庄依然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物，但它已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似乎可以化身为一条小溪，自在流动。随意走走，看看村里的老人家在幹什么，走累了就回到店里，翻翻书，来一杯手冲咖啡，或是在大树下打一会盹。”

　　店名取自忽忽曾经任职的出版公司出品的马世芳作品《昨日书》，源自鲍勃．迪伦的《My Back Pages》：Ah，but I was so much older then/I'm younger than that now（啊，但昔日的我如此衰老，而今的我风华正茂）。

　　是啊，衰老的洞背旧村，如今风华正茂。因为文学、因为诗歌，以及昨日书里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