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软禁在北京钱粮胡同，黄侃冒着风险进京搬去和老师同住，一面侍奉先生起居，一面日夜听先生讲学论道。同年经文科学长夏锡祺推荐，黄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授，讲授《文学概论》《词章》《中国文学史》《文心雕龙》等课程，先后五年。

　　黄侃是章太炎最有学问的弟子，饱读诗书而不轻易下笔，因信奉“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发誓五十岁以前不著书，不幸在虚岁五十之年突然病逝。章太炎为其撰写《墓志铭》曰：“岂天不欲存其学也？于是知良道之不可隐也。”

　　一九三四年黄侃在南京自建三层小楼，取名“量守庐”，取陶渊明“量力守故辙”的意思。他的门匾请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兼秘书长叶楚伧题写，据说是为了让各派系的特务组织不敢上门骚扰。上层六间屋全部作书房用，藏书十万馀册，家境富裕使他坐拥书城。其父黄云鹄做过四川按察使、成都知府，致仕后做过张之洞办的两湖书院院长。黄侃少年早慧，过目不忘，一生嗜书爱酒，章太炎以联“遇饮无人徼酒户，得钱随分送书坊”相赠，在东京留学时加入了同盟会，也是在东京，拜章太炎为师，他同时还拜比自己年长仅两岁的刘师培为师。黄侃早年给《民报》写过很多文章，最有名者是署名“奇谈”所写《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此文一出，《大江报》被封，主编詹大悲被捕，那正是辛亥年的武汉三镇，革命的火药桶即将点燃。

　　章太炎曾说，“季刚始从余学，年逾弱冠，所为文已渊懿异凡俗。”除了学术著作论文，黄侃一生写了大量诗词，延续“诗言志”“言为心声”的古典传统。他说，“物理无穷，非言不显，非文不传，故所传之道，即万物之情，人伦之情，无小无大，靡不并包。”

　　“若夫文章志初，实先韵语，传久行远，实贵偶词；修饰润色，实为文事；敷文攡采，实异质言。雕饰愈甚，则质日以漓；浅露是崇，则文失其本。又况文辞之事，章采为要，尽去既不可法，太过亦是招讥，必也酌文质之宜而不偏，尽奇偶之变而不滞，复古以定则，裕学以立言，文章之宗，其在此乎！”

　　其弟子曾缄（慎言）一九四五年为《量守庐词钞》作序，“本贵家公子，少年革命，遍交当世贤豪。意气甚高，倜傥自喜。中年以后，尊为人师，马融授徒，不废声伎。迂拘者议其儇薄，寒俭者震其高华。先生皆不与争，而词则缘此益进。”

　　黄侃对于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不同，不仅有清醒的意识，且有精到的论述。胡适公开提倡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以追求“言文一致”为目标，其极端尝试并不是口述实录体，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所谓“写话”运动。

　　“言辞修润而成文章，而文与言讫于分乖者亦有故。撰述之家求其文字之简当，或志在行远，亦必美其采章，简与美相承，自与造次口头不能同状。言在唇吻，随世迁流，文著于书，其性凝固，故自尔雅解诗书之诂，輶轩记绝代之言，常语趋新，文章犹旧，方圆异德，故雅俗殊形矣。

　　钝拙之夫，自愧不能文事，竟创怪说，以愚世人。人性懒惰，勤劬者少，从被之说，既省精力，又得声名。”

　　“学问文章，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广大为贵”，“人类的一切学问，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德”，这是黄侃的话。

（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