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清华大学聘请金岳霖教授逻辑的课程，金岳霖曾说：“我是先教逻辑后学逻辑，到一九三一年才有机会到美国哈佛大学跟谢非老先生系统地学了逻辑。”

　　金岳霖的三部主要著作完成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九三六年出版了《逻辑》，一九四○年出版了《论道》，《知识论》于一九四八年完成，但直至一九八三年才正式出版，此前曾作为内部资料少量印行，金岳霖写了简短的“作者的话”，他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抗战期间，我是在昆明时已经把它写完了。有一次空袭警报，我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躲着，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我站起来就走。等到我记起时，返回去稿子已经没有了。这是几十万字的书，重写并不容易。可是，得重写。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或十四日，我又写完了，交给了商务印书馆。这已经是解放前夕，没能出版。《知识论》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

　　金岳霖真正的代表作，是那部篇幅不大但分量很重的《论道》。金岳霖说：“每一文化区有它的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他认为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中国思想和情感两方面最基本的原动力就是“道”。在《论道．绪论》中他说，“虽然从理智方面说我这里所谓道，我可以另立名目，而另立名目之后，这本书底思想不受影响；而从情感方面说，另立名目之后，此新名目之所谓也许就不能动我底心，怡我底情，养我底性。知识论底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底裁判者是整个的人。”他看重“道”这个“字底情感上的蕴藏非常之丰富”，希腊文中的logos如果说还勉强能对应的话，在英文里实际上找不到任何一个单词可以翻译它。类似“道”这样的字眼，在汉文中还有“天、性、命、体、用、诚、仁、义、礼”等，即使在具体的语境中你可以把这些字的意思翻译成外文，“原来字句中所能引起的情感译文中一点都没有。”

　　哲学概念所蕴藏的情感，能够把哲学化为行动的原动力，这是金岳霖看重的。如果得不到这种原动力，哲学就失去了吸引人和教化人的意义。在他看来，哲学不仅应该满足人们理智上的要求，同样应该满足人们情感上的要求。他把哲学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差不多完全是理性的，另一部分不完全是理性的。”前者他指的大约是逻辑和认识论，即他的《知识论》，后者主要包括于他的形而上学之“元学”，就是《论道》。

　　“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成仁赴义都是行道；非迫于势而又求心之所安而为之，或不得已而为之，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无论其直接的目的是仁是义，或是孝是忠，而间接的目标总是行道……对于这样的道，我在哲学底立场上，用我这多少年所用的方法去研究它，我不见得能懂，也不见得能说清楚，但在人事底立场上，我不能独立于我自己，情感难免以役于这样的道为安，我底思想也难免以达于这样的道为得。”他概括和表述得足够清楚明白，无奈懂的人还是很少。金岳霖说，“研究元学，我不仅在研究底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底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

　　金岳霖说：“有语言文字者不但有语言文字而已，也有历史，环境，风俗，习惯等等，而这些东西致使用语言文字者把情感寄托到语言文字上去。”故他认为，只知有语言文字而不知有语言文字者，正是白话文运动最大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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